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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故乡|经济桥村，我的家族历史

在一个快速发展变化的国家，我们已经逐渐接受和懂得一切变化皆有可能，一切都有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消失，在时代潮流面前，个体的感受似乎已经无足轻重。我所能做的，也许就只是拿起相机，记录这个与我的生命有过交集的村子所发生的故事，虽然这个故事可能不久就会画上句号。 2005年3月、2010年5月和2015年7月贺兰县经济桥村的谷歌卫星地图，图中红色箭头是家族里一直居住在经济桥村的小舅爷爷的老房子，黄色箭头是他的新居。 小舅爷爷家老房子的正门，建于1981年，2009年被地方政府征收拆除用作宁夏农产品物流园项目。2008年摄 2008年（上图）在小舅爷爷老房子门前的合影；2016年（下图）在小舅爷爷新房前的合影。 2008年（上图）在小舅爷爷老房子门前的合影；2016年（下图）在小舅爷爷新房前的合影。 经济桥村 1980年代父亲拍摄的太姥爷 1982年，我出生于宁夏贺兰县，距离银川仅14公里，当然，这是十几年前的距离，当年县城和市区之间是以大面积的农田隔开，现如今，随着高速的公路建设、房地产、招商引资开发，大兴土木，县城和市区的界限日渐模糊，贺兰县看上去更像是银川的一个卫星城。 经济桥村是我的老家，它属于贺兰县习岗镇习岗乡，位于贺兰县城西北方向四公里处。地处唐徕渠、109国道西侧，总共方圆占地面积大约有10平方公里。经济桥村是行政村，实际由九个自然村组成，改革开放以前，村也叫大队，当地村民一直沿袭这种叫法，这九个自然村也就分别从一队排到九队。平均每个村有几十户人家。九个大队中，与我家关联最密切的是一队和四队。 我爷爷和奶奶结婚后，原本在银川，三年困难时期搬回经济桥一队生活了一段时期，1962年，又搬到了四队，四队的房子位于一队的西南两公里处，我父亲、叔叔、姑姑们小时候都在那居住。父亲在家中排行老大，有四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一大家人在四队生活了二十多年，奶奶1973年就去世了，父亲就担负起了照顾弟弟妹妹们的职责。后来父亲结婚和参加工作，我家搬到了贺兰县城，90年代末又搬到了银川；而几个叔叔和姑姑出去上大学毕业后都留到了银川市，最后住在四队老房子的是三叔一家，90年代初，三叔一家因工作原因搬到了宁夏青铜峡，老房子留给了一个亲戚居住，现在四队的房子随着村改和高速公路征地都悉数拆除了。四队对于父亲和他的兄弟妹妹们有很深的感情，而于我记忆印象并不是很深，大都残存在父亲拍摄的黑白照片里。 1979年，经济桥四队爷爷奶奶的老房子门前，姥爷抱着刚1岁的哥哥，右边站着的是姑姑，姑姑在1986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同济大学，成为我们弟兄们的榜样。 1984年，爷爷和五个孙子在经济桥四队老房子门前的合影 1987年，在经济桥一队，小舅爷爷家老房子前的院子里，照片中有小舅爷爷的两个女儿和一个小儿子，还有我哥和堂弟。 大舅爷爷家老房子土墙上的老照片，有老有少，四世同堂。 教堂 1980年代父亲拍摄的太姥爷 “ 1930年，天主教徒在贺兰县徐合庄建造天主堂一座，占地30亩，神父是比利时籍雷恩明，有修女2人，受银川市天主堂管辖，教徒有200多人，置有田地，果园，内设西医诊疗室，修女任大夫，办育英小学一所，教育附近信徒子弟。1950年，中国天主教徒发起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爱国运动，徐合庄天主堂由教徒韩玺主持教务。神父刘治国，修女郭静卿，本着三自精神进行教事活动。十年动乱中，徐合天主堂被毁为平地。近年，又在原地址兴建“经济桥天主堂”，有教徒84户，446人。 这两段文字摘自《贺兰县志》中宗教部分有关天主教的记载，文中提到的徐合庄就是经济桥村，徐合庄是解放前的叫法，因所辖的几个队徐姓较多得名。文中提到的韩玺正是我的太姥爷，是我奶奶的父亲。1930年建起的徐合庄天主堂是贺兰县的第一个天主堂，现在叫经济桥天主堂，位于经济桥一队村北角。比利时籍雷恩明在修建最早的徐合庄天主堂时，太姥爷捐地、捐资给予了很多帮助，同时还在教堂旁资助兴建了一所育英小学（父亲就在该小学就读），也就是现在的经济桥小学前身。 文革中被夷为平地的徐合庄天主堂，后又在原址兴建了“经济桥天主堂”，该重建的天主堂是我父亲所设计，建于1983年。2006年4月，天主堂由堂区神父筹款，再度进行拆除重建，新堂于当年10月份在原址建成。 1987，在经济桥天主堂院子前一间屋子里的合影，里面有姥爷，姥姥，母亲，二姨，三姨，小姨，舅舅，我，表妹和表弟。1987年，经济桥天主堂门前，左起：表妹，我，表弟1987年，经济桥天主堂门前，前排我和表妹，后排依次是舅舅，母亲，二姨，三姨，小姨 2006年重建后的经济桥村天主堂 2006年重建后的经济桥村天主堂 经济桥天主堂旁有一大片墓地，北侧的墓地旁边有一个用土墙围起来的小墓地，里面安息着经济桥天主堂历史上最重要的几位神父和修女，包括神父刘治国，修女郭静卿。 太姥爷和他的子孙们 1980年代父亲拍摄的太姥爷 太姥爷出生于1898年，甘肃古浪人，1925年古浪大地震，大量房屋倒塌，人畜伤亡惨重，许多人从古浪逃难至宁夏，其中一部分人信仰天主教，太姥爷就是其中之一。由于太姥爷家的人丁兴旺，所以到了后来，整个经济桥一队其实大部分是韩姓，并且90%信仰天主教。晚年太姥爷住在小舅爷爷家，太姥爷去世后许多旧物都在那里，而那也成了外地生活的亲戚们每年春节回去的“老家”。 太姥爷共养育了九个儿女（其中一个女儿是领养），四男五女，奶奶排行第四。那个年代在农村都流行多生，太姥爷的这些儿女们每人平均又生育了4至5个儿女，繁衍到我这代，便形成了一个近百人的庞大家族。上世纪50年代，太姥爷的儿女们纷纷成家立业，各自有了家庭，住在不同的地方，有的在银川，有的在贺兰县城，少数留在了农村。 文革前期四清运动时，为了不让一个村子有太多高成份的人，先是爷爷和奶奶带着我爸爸和叔叔们搬到了四队，1964年太姥爷和小舅爷爷搬到了三队，1981年他们又搬回了一队，在那一年盖了小舅爷家的老房子。二舅爷爷后来回到甘肃武威电厂工作；之后仍然在经济桥村有房有地的就只剩大舅爷爷，三舅爷爷和小舅爷爷这三家人。三舅爷爷同时在贺兰县城开了裁缝店，儿女们都在县城，也不经常在经济桥。 蓝色字表示在经济桥村曾有房子的家人，以及房子的现状 太姥爷年轻时很能干，即是铁匠又是木匠，绳匠，毡匠，还赶胶车（四套马车），他辛勤到老，在徐合庄置下了几十亩地还有果园。他把大部分耕地和果园都留给了最小的一个儿子，也就是小舅爷爷一家管理，耕种。太姥爷晚年一直住在小舅爷爷家，留着一把花白长胡子，喜欢叼着烟斗，90多岁了也依然喜欢下地干活，每天提着小板凳到小舅爷爷家院子前面的葡萄园里修剪葡萄枝叶，多年的精心耕种造就了全村品质最好的葡萄。 太姥爷手劲极大，非常了解人体骨骼构造，还是手法复位的高手，村里有谁家大人、小孩脱臼骨折错位都找老太爷爷医治，在村里可以说是德高望重。也许正是因为热爱劳动，太姥爷才能保持很好的身体，一直活到97岁。 1995年太姥爷去世，全村人以及远近各村的天主教徒前来送葬入殓，是那一年村里乃至天主教会的一件大事。 太姥爷和太姥姥的遗像。 春节大家齐聚小舅爷爷的老家。图中左起:姑姑，哥哥，小舅爷爷，父亲。2006年摄 母亲，三婶和小舅奶奶的合影…

2016.06.01OFPiX B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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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故乡|五原，一座普通西北小城

内蒙古五原县是一个极普通的西北小城，干燥，空旷，单调，冷漠，除了夏天其他时候都形容枯槁。我像一枚蒲公英种子飘到这里，一不小心待了三年，了无生趣的生活之余，习惯性的用相机偷窥小城面目，并无他意。直到今年我居住的老巷子要拆迁了，开始细翻从前拍摄的那些照片，小城在我的电脑里逐渐有了一个自己的影儿。我想以一个客人，一个外乡媳妇儿的身份描述一下我夫家的所在地。 “黄河百害，唯富一套”，五原县城就坐落在黄河唯一偏爱的河套平原，东距包头160公里，南距京藏线10公里，北依阴山，再往西八百公里是闻名摄影圈的额济纳胡杨林以及产宝石和骆驼的阿拉善黑戈壁，也就是黄河巨大“几”字的左上角，稳稳地嵌着五原这粒小贝壳。清末，这里还只是一个叫隆兴长的小镇，几家铺子两片客栈逍遥法外，民国元年改为县城所在地，即今天的五原县。 五原气候干旱，冬季寒冷漫长阳光铺天盖地，头两次去过春节，晚睡前在地上撒一盆水早晨地干，鼻涕中的血丝天天不减。小城本地并没有丰富的果蔬，现在有了大棚还好，更多是山东北京运去的，折腾这么几千里，果蔬们早就蔫头搭脑，瞧着都不忍心再让它们下油锅。本地土著多喜肉食，羊肉炖猪肉，鱼肉炖猪肉，猪肉勾鸡肉，牛大骨以及其他我叫不出名的部位是餐桌的主角，米面土豆大白菜和滑溜溜的土豆粉条是家常搭配。 一入腊月，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都要杀猪，亲戚朋友之间互相请客，来回都是猪肉烩酸菜，又叫“杀猪菜”，香而不腻，现在杀猪菜已经变得很丰盛，号称“猪事晏”，虽然是在村里办，凉菜多也是从街上买回，荤素都有，花生米，拌黄瓜，腌酸菜，火腿肠……一碟碟摆开，人们在对着大火炕的四方桌前坐定，河套王一杯杯下肚，冬闲就正式开始了。 这里原本是牧区，近代流民迁徙，到哪里都喜欢刨片儿地的农民们来了之后才开始渐渐变成农业小县，所以五原人的生活习惯有一部分沿袭了草原民族。比如说，除夕夜的十二点到一点，在院子里架火堆“接神”，应是受蒙古族的拜火习俗的影响。 五原是一个移民小城，地方方言是“晋语”。现在小城的居住人口来自各地，有浙江人八十年代到这里经商留下的，有河南人来这在工地上打工留下，也有六十年代粮食饥荒从宁夏银川附近的宝丰县等地来的穆斯林。再上溯两三代，几乎都是清末到民国年间因为战乱饥荒从山西，陕西，河北等地走西口的流民在此定居下来的。 这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被河套人奉为“河神”的王同春。王同春河北邢台人，随父谋生塞外。光绪年间，王同春在后套地区借银两租得蒙古某喇嘛地若干顷，自凿渠引黄河水浇灌。渠成，初名王同春渠，后改名义和渠。之后，该渠继续北凿，越开越长，为便于经营，他就在名叫隆兴长的地方，起筑房屋，后发展成为后套地区的五原县县城。早年间县城某处还有王同春的雕塑，农人时常前去祭拜，后来遇某革命雕像被砸，寺庙被毁，年轻人早不知道他，而义和渠依然波澜不惊的在河套平原蜿蜒流淌，灌溉千倾良田，仿佛古已有之。 五原是个适合过小日子的地方。塞外的风沙在这里少了一些，人与人之间空间大了些，仅有的几趟公交车里永远是空荡荡的，出租车总是开不出起步价，步行买菜购物，骑车上班接孩子。周末街上的人比平日里还少，大家上班的时候把该逛的街都逛了，该会的朋友都会了。 全年最热闹的就是元宵节这天，上午各乡镇派出的社火秧歌队，敲锣打鼓浩浩荡荡穿过县城的主干道，绵延两公里，基本就把主干道铺满了。下午五点灯会就亮了，晚上才艺演出，盛大的烟火，有不少人是从村里赶来看热闹，广场把全县的热闹都集中点燃。烟火燃放完毕，小县城也就霾了。 也许因为平时的生活太单调了，大家的日子也好过了，人们总想找机会聚一聚。近些年人们还兴起了给孩子过十二岁生日，称“圆生”，挑好日子在大饭店里宴请，聚齐了亲朋好友，有的还安排表演，其隆重的程度不亚于婚礼，当然随礼的数额也堪比婚嫁。 人们按惯常的方式上班下班，喝酒打牌，参加并不多的娱乐活动，偶尔流浪回来的游子带着远方的气息，也挤进这根老链条，慢慢也就磨合得很融洽了。小城依然在自己的节奏中按部就班的迎接日出送走日落。 我个人也如同这个小城，身处时代漩涡的边缘，半推半就跟这个时代跳着贴面舞，然而未来何去何从，没有答案。 我能做的只有记录，不间断的记录，也许可以为小城做一个盲人摸象版的时代切片。 为故乡留一份档案本文为OFPiX景观故乡工作坊作品故事还有在山西，姥姥，妈妈和我离开围龙屋峪道河 一份来自404城的影像档案谢家湾，我曾居住过的小村重庆626路公交 | 从城内到城外，从这头到那头春光照相馆 | 照相、照片、家与村一些绥宁的纪录照片 焦冬子，1979年生于河南，现居内蒙古五原。 一个喜欢听、讲小人物故事的照相的。“我们在一起”公益影像发起人。还有一篇她（照片）和她丈夫（文字）一起讲述的五原故事：五原往事散记 回复关键词“还乡”，或点击下方蓝色文字，可查看往期更多有关故乡的影像文本 {还乡}栏目>> 浙江瑞安 | 山西长治 | 湖南溆浦 | 广东晋宁 | 广东阳江 | 江苏东海 | 陕西眉县…

2016.05.23OFPiX B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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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光照相馆简史——来自儿子与摄影师老爸的对话

上个月，我们推送了一篇春光照相馆的故事，来自甘肃定西的张亮，他和父亲——业余摄影师&老练照相馆师傅，持续拍摄记录将台河社的变迁。张亮父亲的照相经历，拍摄的老照片，让不少朋友羡慕他家有个不断深挖的宝藏！而这个宝藏也确实在持续挖掘中……今天这篇文章，来自张亮和他父亲的对话，这样一问一答，不仅父子之间产生某种连接，也让一位上世纪80年代自学摄影、从下乡流动拍摄到自营照相馆的乡村摄影师的形象明晰起来。 名称：春光照相馆馆长&摄影师：张思旺时间：1980年开始是流动照相馆，下乡串村拍照；1991年在巉口镇上有了第一家实体店；2007年左右关闭。 第一个真正的照相馆是1991年5月18日在巉口镇上开的，名叫春光照相馆，不过“春光”这名字在流动照相馆时期就用上了，因为当时正值改革开放，春光寓意吉祥，自从有了春光照相馆，后来镇上的人还直呼我为张春光 您从什么时候对摄影感兴趣的？ 上学时喜欢画画，那时我的老师是拍照的，没事就帮老师加印照片，学老师给照片上色，从而对摄影产生兴趣，再后来为了谋生就自己单干起来了。 在哪里学的摄影？跟谁学习？ 主要是自学，1979年上高中有位叫苏俊的老师，课余时间叫我和班上的几位学生给老师帮忙加印照片，老师有时给照片上色，我就跟老师学着给照片上色，这样我就自学走上照相之路。 大概什么时间开始从事照相工作？干了多少年？拍了多少照片？ 1980年，高中毕业后，四处参加甘肃省内的物资交流大会，慢慢就开始自己拍照赚钱。大概干了30年，拍了数不清的照片。 您是什么时候开照相馆？在什么地方开的？ 开始拍照的那几年都属于流动照相馆，我经常骑着自行车，带着各种照相冲洗的设备，下乡串村拍全家福、老人肖像、登记照、毕业照等，走到哪都是租村民家房子，临时搭建影棚暗房。 结婚后，带着老婆去内官营镇的一村民家搭起几张布景，好多村里的人都排队来拍照，在内官营镇一呆就是7年，后来又去了会宁县的河畔乡，一年赚了1400元，用赚的钱给家里盖了一院新房子。那几年几乎跑遍了周边的市县区，收入非常不错，但也吃了不少苦，经常是白天忙着拍照片晚上就得加班冲洗照片。为了省钱买照相材料，我都是扒火车去兰州。 第一个真正的照相馆是1991年5月18日在巉口镇上开的，名叫春光照相馆，不过“春光”这名字在流动照相馆时期就用上了，因为正值改革开放，春光寓意吉祥，自从有了春光照相馆，后来镇上的人还直呼我为张春光。那时镇上已经有一家照相馆，我开的是第二家，另一家照相馆的老板还找上门来说我搅和他生意。当时是在镇上租房子开照相馆，后来到2000年自己花钱买了间二十几平米的房子，主要考虑到孩子在镇上上学，吃住方便。 父亲最喜欢的一张作品。1981年在定西临洮拍的一位临洮师范学生，所处的位置是洮河，当时觉得拍的好看，后来父亲就把底片留下给自己照相馆做宣传用。 刚开始照相收入多少？ 一开始靠给照片上色赚钱，能收入100多元，那时教师工资只有42.5元，在当时来说照相师傅是非常受村民欢迎的。 大概什么时候开始拍彩色照片的？ 1987年，我们当地开始拍彩色照，因为当时困难买不起135照相机，我从兰州买了一副135配件放在120相机上，这样就可以拍彩色照，而手工上色照片也就慢慢被淘汰了。 父亲的上色照片 通过暗房来完成一些后期处理，用笔修，在暗房完成双影重合、影像拼贴、虚光相、多头像等照片，这些我全部都能自己拿下来，技术在当时还是一流的 最早的时候用怎样的照相机？现在用什么相机？ 1981年6月，我花了120元从定西一私人手里买了一台二手海鸥203照相机。现在用的是一款女儿送的尼康卡片机，感觉小巧方便，而且拍照很清楚，比以前胶片相机好用多了。 以前是怎么样洗照片的？ 都是靠自己摸索，总结经验，甚至靠自己独创些土办法，当时我买的放大机是价格最低廉的，放大机镜头是48元的55mm球镜镜头，放大4、6、8、10寸还可以，10寸以上就没办法了。我就自己想了个办法，将放大机放在桌子上，然后把机头转过来，把尺盘放在地上，解决了放10寸以上照片的问题，但是效果不是太好，因为超出了小放大机的范围。印照片的反光箱也是自己手工做的，里面装有一个白纸灯泡，一个红灯、一个开关按钮。开关按钮设置成红灯常亮，白灯也没有装计时器，只有靠自己多年的经验，心中计时，薄底片时间少，厚底片时间多。底片薄厚不同是因为当时照相的时间从早到晚都有，曝光不是很均匀，并且冲洗胶卷没有温度计，冲洗出来的胶卷不是很均匀。这些问题接触多了也就自然而然想到解决的方法。 父亲的照相机和冲洗用的一些工具 以前没有电脑，后期怎么处理照片？ 都是通过暗房来完成一些后期处理，用笔修，在暗房完成双影重合、影像拼贴、虚光相、多头像等照片，这些我全部都能自己拿下来，技术在当时还是一流的，现在家里还有好多运用这些技术完成的照片，为此我感到很自豪。 为什么你喜欢把自己和家人的照片通过暗房处理?为什么要给照片上写字？ 看到县城的照相馆挂着好多很好看而且很特别的照片，我就请教别人这种片子怎么出来的，再自己去实践，慢慢的掌握了一些暗房的技术。那种照片在现在来说就是所谓的艺术照吧，当时我自己的照相馆也需要一些宣传照，所以就拿自己和家人的照片来尝试。 那个年代照相馆都比较流行在照片上印上各种字，如相馆的名字、时间地点等，看似简单的几个字，在暗房做比较复杂，首先要在印照片的黑卡纸框上刻上需要的字，然后贴上曝光的胶片，再通过暗房把字冲洗在相片上，看现在用电脑在照片上加个字太简单了。 我喜欢给家人的照片上写字，手写简单，主要还是为了留下一个时间记忆吧，但在客人的照片可不敢用笔随便写，他们要求让写字的都是通过暗房做上去。 父亲的“ps”照，他时常拿自己和他拍的母亲的照片做各种实验 父亲的“ps”照，他时常拿自己和他拍的母亲的照片做各种实验 家里镜框中父亲的照片 以前拍纪念照姿势大多都是丁字步，手的摆放都是有要求的，着装多是中山装配喇叭裤，到2000年左右，开始流行拍艺术照，这不光要服装道具，还要化妆，对影棚的灯光要求也很高，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喜欢拍什么样的照片？…

2016.05.20OFPiX B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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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故乡|在山西，姥姥，妈妈和我

第一个故事：关于西山 小时候我在姥姥家度过了几年有趣的日子，可以算是一段别样的童年。爬山、抓昆虫、偷毛豆、摘醋溜溜（沙棘），最有意思的还是在铁道旁看火车，从远远的黑点到巨大红色车轮伴随着白色蒸汽呼啸而过，正是那种喧吓叫嚣的蒸汽机车。 回忆当年的时光，总是些片段在闪回，当时的感受却无隐无踪，使劲想半天又有些乏味，还加之伤感。回忆如暗流，还是要真正去找，从蛛丝马迹里寻觅零星的感受，不仅仅是照片和故事，是一种只属于自己独有的情怀。 我出生时姥姥家已经从矿务局山上的平房搬到楼房里，那是一间有三室和一条走廊的房子，当年的老房子没有客厅这一说，所以每个家主要的家具都是床。那时候能分到有厨卫的房子不容易，因为是四层，腿脚不便的姥姥几乎很少下楼。 姥姥，我，表哥 我记得从阳面的阳台望出去，对面就是山，山上有个日本人的机枪碉堡，从上面小窗里望进去漆黑可怕。山西在二战期间一直是日军的驻扎地之一，西山矿厂的前身由日本人开发，机枪碉堡就是为了看管煤矿而建，包括山头的侧面还有两个小型碉堡。新中国成立后改为国有企业，矿区被分成白家庄矿、官地矿和杜儿坪矿，几十万人扎根在这一连好几代。现在白家庄矿已经挖空，面临解决就业、地表塌陷等一系列问题，前一段时间国家有关部门还视察过这里，推进企业转型升级，白家庄矿因此由一个煤矿变成一个火力发电厂，从我直观感受来看，就是矿山上插了一根高耸的烟筒，继续延续着它的煤矿宿命。 太原是个汾河冲击平原城市，东西两面全是山，也都有煤矿，所以矿务局的宿舍都是建在半山腰上的，这种“北方重庆”景观在北方其他平原城市都很少见，我妈和舅舅的童年就是在这半山腰的度过的，这次专门由他们领路，回到我都没见过的老房子看看。 当年的矿厂宿舍是从半山腰往山脚下逐步建造的，呈一个大坡。全矿人靠7路和17路两辆“大公共”和市里连接，我记得小时候坐“大公共”要龟速爬上一个半小时才能到站，而更早的时候车开到一半还要停下来，因为要等水温降下来。但很多年轻人都是骑着“大38”一路蹬回去，那时候有自行车比现在有汽车还珍贵，谁还在乎累？更不在乎会蹬成一双大粗腿。 早期矿厂宿舍都是连排平房，有十五六排，最高的几排在山顶，姥姥家住在第一排。因为是依山而建，建工队利用山体当墙体，用“挖渠”的方式建造房子，所以每家墙的厚度都有3米左右。从刚解放1950年到1984年搬到楼房期间，在这个两间10平米左右的房子住了5口人。建工队生活在山脚下一片区域，大家管那叫“三工区”，当年他们建造办公楼时，用马赛克瓷砖特意“画”了一只老虎，原由我无法考证，但我觉得有一个功能是起到镇宅辟邪的作用。 墙上的老虎在此保卫了半个多世纪，今天看上去仍然栩栩如生，很佩服那个时代工匠的技艺。现在这连排平房宿舍计划是全部拆除，也是因响应另一项转型政策，这里在未来5年内要变成一座生态公园。 分享一个有点搞笑的真实故事吧，是关于姥姥她大哥的。话说这位大哥是村里出了名的脾气大，在当年日军侵华下的山西也一如既往的“生龙活虎”。日军当时驻扎在山上，但时不时会下山到村里排查，一是看有没有“八路”，二是搜刮百姓，所以村口放哨的一看到有日军下山，就会马上敲钟警示，全村人开始跑到另一座山上的山洞里避难。其实这种猫捉老鼠的游戏双方也都心知肚明，据说有一次日本士兵拿着刺刀在洞口恐吓，把我姥姥的棉袄挑破，但因为山洞太黑，可能他也挺害怕，摆弄了一会撤了。这其中有一次，这位大哥没来得及携家眷跑成，就掩藏在家里，想着日军也并不是挨家挨户搜查，便期待能躲过去。但日军进村的齐步靴响作震天，结果人没出声狗出声了，马上几个士兵蹿进院子来搜查。她大哥本来一心想当然的计划被自家狗全盘打乱，顿时恼羞成怒，怒气冲天的抄起门后的搞头朝着狗头就是一棒，与此同时日本兵破门而入，顿时家犬的脑浆贱了这几个士兵一脸，寂静了几秒钟后，缓过神的日军吓的“哇啦哇啦”一通便撒腿跑了，就这样一条狗换来了一家人的平安。 类似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一个人的一生也总有讲不完的故事。可是人终究还是洪流中的一粒沙，抵不过时间。这些故事我还会讲给下一代，但我知道最终会永久封存起来。过去的会过去，未来的还未来，迫使我拍下这些照片，一方面是保存仅有的“家族史料”，一方面是探寻“我”是谁，但更多的是对人生的无奈罢了。 第二个故事：关于太重 1950年建立的太原重型机械厂，是新中国建造的第一个重型机械厂。这个国有企业曾养活着10万人，分成南区和北区，有自己的住房、商店、食堂、澡堂、体育场、医院、幼儿园小学中学各两所，所有住户的暖气也都是厂里烧的，下 班会有用厂里蒸汽蒸好的馒头卖，人多馒头少，每天总有因买不上馒头的要扯着嗓门埋怨几句。一个厂矿就是一个社会，足不出厂，应有竟有。 当时刚建的工厂广招各路人才，1952年我姥爷和他叔伯兄弟从山西盂县来到这片新大陆，奉献了他们的余生。到我出生时，姥爷已经退休，我妈也早已是这个厂的职工，自然我也从小在厂矿长大，在厂矿上学，自豪的当一名“重机子弟”。 1994年与2016年的太重厂大门（上图左2是我母亲） 我妈当年是轧段分厂的工程师，轧段分厂全称轧钢锻压设备厂，简称“一金工”，到现在重机厂还是由 “一金工”到“四金工”这四个主要分厂和其他分厂组成。我当然喜欢进厂，到处都是新鲜玩意，比如满满一抽屉齿轮，一墙的图纸，各种奇怪的零件，还有厂区的各种机床，以及都来捏我一把的叔叔阿姨。这里面我最着迷的是航车，羡慕坐在高高的地方把下面的铁块吊来吊去，曾经在我妈陪同下蹬过一次，竟然有四个方向盘，那应该是我当年见到最酷的“车”。 这种环境对一个小孩当然是危险的，我妈也给我讲了很多她见到和听到的事故。被钢水瞬间气化，从航车上摔下来，手被机床绞断，上厕所抽烟被沼气炸死，走路被铁屑划断脚筋等等，在那个年代似乎发生了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我也只能安分守己的呆在大人们的视线里。 时隔20年，我又一次进厂，当年的“黑色工业”景观已不复存在。除了厂房的框架，其他都焕然一新，连深蓝色的厂服也变成象牙白色，一切都“干净”了。但熟悉的机油味却唤起我的记忆，嗯！就是这个味！那几秒仿佛时空倒流，记忆中模糊的老厂片段清晰起来，不由得感慨时光荏苒。一切都变得规整，却少了当年办公室的喧嚣热闹，也再找不到那个满满惊喜的抽屉。 写到这里我突然被当年的一段记忆逗乐了，一位叔叔买了把当时世面上少见的自动雨伞来炫耀，叫齐一帮人演示自动雨伞的“高科技”，结果一按按钮，整个伞面飞出窗外，留下举着伞骨傻眼的那位叔叔和一帮笑的差点背过气去的同事。这是属于那个工业时代的乐趣。 现在已是国内火车轮毂主要制造企业的重机厂当年就很有远见，早在90年代初就看到中国铁路发展的未来，2个亿从加拿大进口了一台火车轮毂机床。但往往时代的方向不是我们能左右的，先是机床从买来就一直处于修理状态，紧接着国有企业的寒冬期来了。厂矿的学校和企业经济效益之间有必然联系，等我升入重机一中初中部那年，重机的“下坡路”走到低谷，不发工资，一些人开始内退或买断工龄，学校升学率大幅下滑，这期间我跟着我妈的工作调动转学了，后来听说学校连续几年高考都“推了光头”。也就是从我那次转学起，我就逐渐离开了重机，住的一远再远远，小学的伙伴再无一联系，最后彻底和这片土地成为熟悉的陌生人。 今年我专门回到母校寻找印记，可惜面目全非。当年标志性三米大窗户的“苏式”主楼早已拆除，校园重新规划，我找了一圈，仅仅找到一个当年的双杠和一排围墙边的老树算是唯一能认出的“亲人”。 说到“苏式”楼，校门口还专门保存了一片这样的建筑，据说还是太原“耿拆拆”市长把它算作太原市历史建筑。我叔姥爷就在校门口的“苏式”楼里开了个小卖部， 卖的最火的是一种叫“聪明泉”的糖水冰块。当年他们二人还都有个外号，我姥爷外号“地头蛇”，他后来当了重机煤气站站长，算企业中层干部，以火气大闻名而 “获此殊荣”。我叔姥爷外号“土皇帝”，但不是因为他脾气霸道，而是技术霸道。能不用计算器手开平方，甚至偶尔测算的结果也比不过他的经验准，在专业技术上是个“大拿”。那一代人虽然没有学历，但每个人都凭借着自己的聪明好学，拥有一身不同于他人的本事，在摸爬滚打中站稳脚跟，生根发芽，每个人身上都散发 的独特的光芒。 重机人总说企业效益就是一个正弦波，有起有落。前几年效益好的时候，老旧的宿舍区也纷纷推到“高层化”，今年我也搬回老房拆迁后的新房过年，有种旧燕归巢的感觉。但那个老工业时代一去不复返，人的年龄一去一去不复返，自动雨伞的欢乐也一去不复返。我就像那块飞出去的伞面，重新走在少年时代的街头，除了缅怀流逝的时光还能有什么呢？ 或许这种身体与思想的时空分裂般的痛苦就是人生吧，人生即痛苦的积累。 因此，出于对时间这把刻刀的恐惧，我紧握相机，残喘地按下快门。 为故乡留一份档案本文为OFPiX景观故乡工作坊作品故事还有离开围龙屋峪道河 一份来自404城的影像档案谢家湾，我曾居住过的小村重庆626路公交 | 从城内到城外，从这头到那头春光照相馆 |…

2016.05.18OFPiX Bot

景观故乡

景观故乡|离开围龙屋

傻子在池塘对岸看着我。小时候，我们特别怕他，却也不知道为什么怕他，他没打过人，也没骂过人，只是他喜欢站在路口看着我们上学，我们从来不敢接近他，一看见他就跑。但现在看他，其实也没那么怕，回老屋反而有点恐惧，我也不知道怕什么。可能是没有人吧。 按我爸的观点来说，“在外面买再多的房子，都不如回家盖一栋房子。”我们这里很多打工回来的人都会选一块好地盖新房。 老屋也就荒废在那儿了。仍住在老屋的人常感慨：“没有能力的人，才住老屋。” 最近这些年，由于新陂高速路的建设，横穿农田，不少村民傍着路建起自家的房子。这些楼房，有不经雕饰的砖房，有普通的瓷砖房，还有顶着罗马柱的别墅。不过，无论是老屋，还是后来盖的新屋，很大部分是老人和小孩居住，青壮年都出门打工去了。 早期搬出围屋后建的两层楼房，建筑材料有点类似围屋，泥房灰瓦。 越发豪气的别墅楼房 在公路边新建的瓷砖房 新屋建在老屋隔壁的一户人家，是我大伯大伯母的家，平时就他俩住在这里，自己种菜种地，自给自足。 已快建好的带院子瓷砖房 在路边农田上建起的楼房 陈媚姐大叫，一条蛇跑进屋里来了。在家乡，有一个迷信的看法，来家里的动物，有可能是先人变的，不能杀，只能放生。恭迎它出去。姐婆淡定地把蛇挑住，然后放进网里，将其放生到田里。住老屋的时候，时常有小动物进来玩：壁虎、蝙蝠、燕子、喜鹊……它们一进我们的领域，就像迷路的孩子，我们一般不会把它抓住，恭迎它们出去。” 我的故乡在广东兴宁，上面说的老屋就是围龙屋，是客家人的民居建筑样式。围龙屋让人团聚生活在一起，前面还有一个半圆的水塘。 但传统的生活已经发生了变迁，以前的人将水当作“财”，围龙屋旁必有口塘，而如今路边建房子多了便利，也有了对“财”的新理解——所谓路通财通，于是，对于村里的道路建设，村里人都很团结捐款，村口有功德碑，上写着热心人士姓名和捐款数额。 馨梓围 家庄谢新屋 馨梓围其中一家住户，老夫妇住在这里，在江西生活的女儿常在过年时才回来。老屋就在那里，有的人来了看一眼，有的人来了坐一下，有的人来了拿着香拜三拜祈求一年到头，阖家安康。有的人一直守着这个老屋。更多的人像我这里长大，长大后离开。”过年前，叔公（爷爷的弟弟）去世，爸爸很早就回到老家，帮着兄弟们料理后事。一闲下来，就找人将很久未住的房子整理修缮。爷爷奶奶陆续离开人世，已经无人住在老屋，对我们来说，现在的老屋更多是承担着祭祀的功能。春节全家族的人回来，都会准备鸡和鱼，鞭炮，酒，冥钱，一起在老屋祭拜祖公祖婆，求平安，求保佑。听大伯母说，祖公以前在京城做膳食官。 春节祭祀祠堂里的祖公祖婆 春节祭祀祠堂里的祖公祖婆 在老屋的侧厅，有个观音堂，拜完祖公和祖婆后，也会在侧厅拜观音，在一些地方，还拜水母娘娘，水母娘娘的石碑在老屋祠堂前的水塘边，水母娘娘保佑村里的小孩不会溺水。 我一个人拿着相机拍这拍那，迎面走来一位大妈，我看不清是谁，她说：“你是良古（我爸的小名）的女儿。”我说：“是啊。”她很吃惊，“你不认得我啦？”我们应该好几年没见过了。” 从围龙屋搬出来，我家在附近的自家田里建了三层高的砖房。这个房子在95年时开始慢慢建起。听我爸说，因为第一次在田里建房子，还没有路，一砖一瓦都是背过来。不过，建起来后，就是我和爷爷还有姐姐住在这里，爸妈逢年过节才回来。 爷爷奶奶陆续离开人世后，这楼房平时都空着，我也一直在外地工作，鲜少回来，就这样，新屋也变成了“老屋”。 从上二年级开始，一直就住这里，这里是我的菜园和乐园。院子里有各种树：杨桃树，桂花树，南华杉，柚子树，桃树，龙眼。我和它们一起长大。 新屋里还留有老屋的痕迹，钟，还有我房间里的床和柜子都是从老屋而来。 春联右边那家就是我家老屋。 一到过年，镇上都很热闹，人来人往，有时还堵车。但是一来到老屋，特别安静，安静得能听到鸟叫声，虫子的叫声，还有踏实踩在砂石上的声音。就是很少人，若看见人，我也会很尴尬，我怕打扰人家宁静的生活，生怕自己无意的发问让人家陷入尴尬。 不过我家的老屋已经太过陈旧，窗户被关得死死的，密不透风，我站在外面怎么也望不到里面。 为故乡留一份档案本文为OFPiX景观故乡工作坊作品故事还有峪道河 一份来自404城的影像档案谢家湾，我曾居住过的小村重庆626路公交 | 从城内到城外，从这头到那头春光照相馆 | 照相、照片、家与村一些绥宁的纪录照片 罗莉，故乡在广东兴宁，在财新周刊做图片编辑，喜欢诗意的文字和图片。 回复关键词”还乡”，可查看往期更多有关故乡的影像文本 {还乡}栏目>>…

2016.05.13OFPiX B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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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故乡|峪道河

“去夏乘暑假之便，作晋汾之游。汾阳城外峪道河，为山右绝好消夏的去处；地据白彪山麓，因神头有“马跑神泉”，自从宋太宗的骏骑蹄下踢出甘泉，救了干渴的三军，这泉水便没有停流过，千年来为沿溪数十家磨坊供给原动力，直至电气磨机在平遥创立了山西面粉业的中心，这源源清流始闲散的单剩曲折的画意。” 林徽因 梁思成《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 马刨神泉 峪道河位于汾阳城外西北方向，自白彪岭山脚下起，以西南走势疾走四十余里，汇入禹门河 ，河流两边的河谷有大大小小十多个村落。 2015年春，我从峪道河源头马刨神泉出发，沿着河岸，走过金庄、桑沟、赵庄、王盛庄（王塔）、柏草坡、谭家寨、水泉、田褚和崖头等村落，最终到达终点—峪口。 与我手头这份1922年的汾阳全境地图相比（图中的蓝点是我这次沿河探访的村庄），此一地域的格局没有太大变化，除了上金庄改为金庄村，田家沟、褚家院、王圪瘩三个村落合并为田褚村外，其他村名基本和原先保持一致。 经过这次探访，以及对有关峪道河资料的搜寻，我才发现这是个如此有趣的地方，这个现在看来平平常常的村落，以前曾有那般让人陶醉的流水景致和让人称奇的文化交汇。只遗憾，文献中描述的各个古迹如今已所剩无几，早先那些依着河流而建的“水磨坊”稀疏可见，“甘泉”旁的风景变得越发乏味。 神头 | 水母娘娘 1934年，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应费正清、费慰梅夫妇的邀请来到峪道河考察，在他们所著的《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中曾有相关的记载。 自民国时期开始，背着小麦往磨坊晃悠的骆驼已渐少，磨坊也慢慢被闲置，一些外人看中了它们的洁净和凉爽，买下当做消夏别墅。日后，水磨坊或被人为拆毁、或自然损毁，当初的“九十九座水打磨”只剩下两座，一座在赵庄，砖瓦已是七零八落；一座在峪口，房主是一位没有什么戒备心的老妇，一边把锁打开，一边说着这磨坊曾被当成鸡舍用，现在只是闲置，没有什么可看。 七十年代，金庄造起了水泥，崖头产出了化肥，在山西曾有一时的繁荣，如今，因为设备的落后和原料的日渐缺少，化肥厂已经倒闭，水泥厂被承包给私人，摇身一变成了包含酒店、滑雪场、cs真人对战基地的度假村。 从九十年代初开始，峪道河河水统一被排到地下的管道里，大部分水流从神头进入管道，直接从汾阳的人家和工厂的水龙头里流出。近十年来，河道又经过了防洪治理，河岸两旁的老树被砍掉，变得规整而安全。 金庄 | 旧水泥厂改造而成的真人CS对战基地 金庄 | 饭店 金庄 | 度假村在建的泳池 桑沟 桑沟 像葡萄树的分支一样，有众多小路把峪道河与山顶山下的村庄连接起来。首先你必须爬上险峻的山顶，这时峡谷消失在视线之外，出现在你眼前的是成峦叠嶂的山地，茂密的丛林生长在被土墙围着的村庄和寺庙里。……有时候，人们可以看到在河谷里缓慢前行的驼队，它们驮来沉重的皮货、羊毛和其它粗制品，或是驼走织成的布料和磨好的粮食。—— J. A. Curran，《汾州杂志》（Fenchow），1925年8月 赵庄 | 水磨坊遗址 王盛庄（王塔）| 汆子，烧水用的铁筒…

2016.05.06OFPiX B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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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故乡|一份来自404城的影像档案

它在中国地图上没有任何标记，也没有名字，只有一个代号叫做“404” 404始建于上世纪50年代，是我国最早、最大的核技术生产、科研基地。鼎盛时期大约有5万人在这个约2.4平方公里的地方工作生活。2006年，404生活区整体搬迁至另外一个城市，原城市功能基本停滞。 404与世隔绝，因戈壁风沙大，人们在城市的迎风面修建了长长的防风林带，并修建了灌溉这片防风林的取水工程。 城市主干道，这个城市里最大的一条道路，全长约一公里，未设一个红绿灯。空闲时人们三三两两在这条路上散步，来来回回会迎面碰到好几次，通常前两次相遇还互相打打招呼，后面就尴尬地冲彼此笑一笑。 市中心的毛主席像，是这个城市的地标，以前通讯不发达，这个塑像下面就是人们默认的集合地点。反正吃完晚饭来这里就对了，总能找到伙伴。 404是一座依行政命令快速建立起来的城市，而不是那种正常生长起来的城市。在日常生活中，大伙儿管这个微型城市叫“福利区”，也叫“核城”。上世纪50年代，第一批建设者们来到了这里，那是我爷爷奶奶辈，他们均来自大城市且受过良好教育。当时这里汇集了一大批全国各行各业的精英者，包括核专家、技工、厨师、教师、医生等。他们来到这里，亲手在荒漠上建起了这座城市，之后便再没有离开，在这里度过了半个世纪。 404城数字面积：约2.4平方公里人口：5万（鼎盛时期）主干道：1公里学校：2所幼儿园，2所小学、1所初中、1所高中、1所中专 我叫李扬，我出生在这里，直到18岁考上大学离开，是生活在这里的第三代人。404是我真正意义上的故乡。经过了半个世纪后，人们从这里迁离，留下了空空的场景，待我再次回来，站在镜头后面，看着它们，恍如隔世。 和很多人猎奇的目光不同，我拍摄404城，是因为照片里的照片里的每一个场景都与我以及我身边的人息息相关：有我上过的小学，我的父母也曾在这里就读；有我们每周都去的公共浴池，那里曾是一个重要社交场所，有我亲手种下的两棵白杨……这里是我们的家，童年发生的地方。我看着我拍摄的如今冷冷清清的破房子，脑子里浮现的却是它曾经热闹无比时的样子。 我的拍摄初衷很简单——这是我的出生地，我的故乡，我想为它制作一份档案，留存我和我的父辈们生活与工作的痕迹，而最终的结果也因此很简单：它就是一份404城的城市档案。2013-2016年间，我前后共回去了5次。每一次拍摄，我都会更了解它，也更了解我自己。 公共建筑 404虽小，行政级别却很高，公检法等行政机关一应俱全，小小的404拥有相当于地级行政区的管理权限。生活区内公共建筑除各单位办公楼外，还设有公安局、土地局、教育局、中级人民法院等行政职能机构。 办公楼 “职工之家”，即职工活动中心，里面设有棋牌室、阅览室，是职工们娱乐和培训的空间。 邮局，现仍在运行 城市交通 404全城没有一个红绿灯，城里也没有任何公共交通系统，没有公交车和出租车。只有一列人们上班时乘坐的火车。 火车站，职工每日从福利区去上班需搭乘火车，以前是蒸汽机车。 ‍居住建筑 第一批建设者的住宅遗址，建于上世纪50年代 早期住宅楼的单元入口，如今已被砖墙封住，楼体外墙上还留存有文革时喷绘的宣传图案。 早期的住宅楼 较新的住宅楼 较新的住宅楼 单身楼，每个单位都有自己的单身公寓，以解决那些尚未结婚或刚刚结婚尚未获得分房指标的青年员工的住宿问题。通常一人一间，每层设置公共洗漱间和卫生间。下班后大家都在阴暗的走廊内用煤油炉子做饭，味道呛人。 单身楼里的婚房 文化小区，搬离前最后修建的一批住宅楼，建于2000年左右。因临近初中、高中等学校，起名“文化小区”。 果园小区，跟文化小区一样，这也是搬离前最后修建的一批住宅楼，建于2000年左右。因临近一片果园，起名“果园小区”。 公共浴池 404的公共浴池，当地人称“碧潭浴池”，在这份档案里似乎很难划分类目。以前经济条件有限，404很少有人在自家安装淋浴装置，都是等到周末来到这个公共浴池。各单位也以福利性质发放洗澡票。周末小孩在浴池里嬉水打闹，大人互相搓背聊天，当年这里算是一个热闹的社交场所。 从更衣间通往男浴池的门 女洗澡堂 浴池内暖气被拆除后的墙 学校 404有两个幼儿园，分别是“一幼”和“二幼”，都由苏联人设计建造，建筑形式相同。404也有两个小学，分别是“一小”和“四小”，每一届两个班，一个班大概30人。从幼儿园到小学，再到初中和高中，和我同届的朋友一直都在一起。从爷爷辈开始，我们的长辈就互相认识。我们的父母就是在这里一起长大的发小，而我们这代孩子又是一起长大，所以我们关系特别好，就跟亲兄弟似的。 通往工业学校的路，父亲曾任职于这所学校，每天骑自行车往返于这条路，风雨无阻，连续26年。…

2016.04.28OFPiX Bot

景观故乡

景观故乡|谢家湾，我曾居住过的小村

谢家湾，别的地方都管这里叫”下面新湾”。 村子很小，曾有十几户人家居住在这里。小村的人以祠堂为中心，在祠堂两边筑巢安家。按照谢氏族谱的辈分排序——”济美立朝阶高扬懋”——我是第七代，属扬字辈（只是我的名字却并没有遵从这个顺序）。整个村子差不多有150多年的历史。 谢家湾更准确的位置是：湖南省耒阳市/竹市镇/新塘村/13组。竹市原本是乡的建制，1995年改制为镇。这间空置的老屋有着“竹市乡新塘村1336号”的字样，显然这个门牌号已经有一定的历史。 不过，就连“竹市镇”这个称呼现在也没有了，2015年，根据耒阳市乡镇划调整方案，撤销竹市建制镇，将其调整划入水东江街道。 我早就跟随父母搬到了耒阳城里。谢家湾日渐凋敝，我想着给这个村子留下一些念想。不过，真要把谢家湾村这一中国传统社区基本结构单元描述清楚，却也并非那样简单。 祠堂 祠堂的历史大概也有150年。祠堂是现在是唯一让那些搬离村子的人每年都回来的理由。这里供奉着谢家湾村民的祖先，没人敢忘祖，在春节、清明和中元节等重大节日，大家都会来到祠堂祭祀。 不过，祠堂已变得破败不堪。村民曾商讨过集资把祠堂重新修整一遍，但是迟迟未能达成共同协议。年长者有心无力，年轻者有力无心，或许也有可能是既无心也无力。 小时候，整个祠堂就是孩子们的活动中心，这里最能聚集人，也有足够空间开展各项活动，我们在这里玩的最多就是捉迷藏和打麻拐了。虽然现在依然是小朋友们热衷玩耍的地方，但其安全隐患时常令大人担忧。当00后小朋友们跑到祠堂里面玩耍时，大人立马会警告她们：”里面危险，随时可能倒塌，千万不要在里面玩耍，听见没有！” 祠堂外有150多年历史的老祠堂已显凋敝，其间屋檐墙壁等翻修过几次。 祠堂内每年大年初一早上，全家人都会去祠堂祭祀。以前每次祭祀等时候，父亲都要让我向祖先磕三个头行礼，磕头的时候可以许愿，让祖先神灵助自己圆梦。但我已经不再相信这些习俗和礼仪，现在每年都是父亲在烧香烧冥币，我在一旁看着。我时常会想，等父亲老去，需要我去承担整个家庭时，还会每年都回来祭祀吗？ 祠堂背孩子在祠堂后边空置的草地玩耍。 祠堂前祠堂前的小广场是村里人活动的公共空间，是人气最旺的地方。 祠堂旁废弃的房子，屋里留下还留有曾经用的灶台。 老迈的祠堂已经破败不堪，一根柱子已经被慢慢腐蚀，随时都有断掉的风险。 以祠堂为中心而展开的乡村生活 《罗渡谢氏续谱卷七》记载，宋末元初年间，中原战乱，先祖在朝廷做官，后起义搞革命失败，带着族人迁徙至江西躲难，后又迁至衡阳地区，一部分散落在衡南，一部分留在罗渡，一部分在公平。族孙慢慢定居扩散，其中谢氏良榜公定居山田村（临近新塘村）。 我从村里的长者谢阶盈爷爷那得知，谢家湾是从山田村分出来的，建村的先祖叫济湖公，生了7个儿子，他带着七个儿子来到这里，后来这7个儿子没有一个活过50岁。”这里风水不行，你看现在人气一直旺不起来。”谢阶盈爷爷说。 在中国传统的村庄，人丁兴旺是第一要事，是外界衡量一个村子强弱最直接的标准。而谢家湾在农村人口外出务工、城镇化的大潮中，逐渐抽空，住户越来越少，老房子也越来越破旧。 现在紧邻祠堂住着的五户人家，早已全部搬空。祠堂左侧建于八九十年代的旧房子还住着五户人家，而右侧只剩一户人家居住，加上后来村民新盖的房子，平时住在村里的也就八九户人家，而且多半是老人留守在家，年轻人外出打工，只在逢年过节这里才显得热闹些。 村口隔壁的陈家湾仍保留着集体去庙里祭祖的传统。大年初一仪式结束后，妇女和孩子拎着锣鼓回家。从这个角度也正好能看到谢家湾村口的模样。 出行村里一对夫妻骑着摩托车外出办事。在农村有小车的家庭基本上就属于家境不错的了，一般的家庭最常用的出行工具都是摩托车。 食物炖萝卜煮肉汤，这道菜是每家每户过年都必须做的，除夕晚上的团圆饭上肯定有这道菜。 居住这位奶奶大部分时间一个人住在这里，她的大儿子在城区买了房，接她过去住过一段时间，但她还是不习惯，又搬回到乡下。小儿子一直在广西工作，每年只在春节时才回来。 谢家湾的房子二层平楼一层平楼最早盖的土砖瓦房带屋檐的土砖瓦房 空屋 最早的时候，全村的人家都是围着祠堂居住生活。但随着每家每户人口的增多，慢慢往外扩建，原来的老屋就逐渐荒废了。如今，紧邻祠堂两边的五户人家，房子基本都被遗弃。 祠堂右侧最里面的这家靠着后面的小山头。俗话说，靠山吃山。他家因此种植了果园，以橘子和葡萄为主，我小时候经常去他家偷橘子和葡萄。现在这户人家每年都在外面打工，住到了别处。他家的房子和后面的园子也早已荒废。 土砖瓦房村里建于八九十年代的那些房子，一家一般只有两间屋子，孩子长大后就自己盖新房子搬出去住了。 土砖瓦房祠堂右侧剩下的唯一一户人家。平时就两位老人住着，老伯的腿脚不好，所以家里的活都由他老伴担着。 二层平楼这栋贴着白色瓷砖的两层小平楼，曾是村里最好的房子。他们最早搬离祠堂两边破旧的房子，早早盖好了新房。这家人90年代就去深圳打工，家里还有人嫁到了香港。他们家几乎是当时村里最有钱的人家。记得小时候去他们家玩，每个房间地板都贴了瓷砖，进屋都要脱鞋，这在当时的农村很少见。 二层平楼村子里近几年新建的一栋房子，原本盖了两层，经济状况变好之后又多了一层 一层平楼我家对门邻居洋飞，31岁。起先在村里理发，2元一次，我读小学的时候在他那剪过好几次。后来他到广州、东莞等地打工。 谢家湾是一个以传统农作物经营为主的村庄，这里经济条件并不富裕。 村里我父辈这一代人都是务农起家，新千年之后，少数想闯出一番事业的人走出农村，到城里做生意赚钱，后来慢慢留在城里定居。留守在村里的人大部分放弃了农田耕种，村子也少有考上大学的年轻人，大部分人选择了外出打工，主要目的地是在邻省的广东，所以大家把打工俗称为”上广”，去广东在他们的概念里就等同于打工。 年轻的打工者一年半载难得回一次家。对他们来说，每年能都赚些钱回家过年就是他们最实际的想法。就像其中一位在外打工的年轻人说：”不去外面赚钱有什么办法，我虽有建设家乡的想法，但却没这个能力。”…

2016.04.22OFPiX Bot

景观故乡

春光照相馆|照相、照片、家与村

将台河是我的家，从小生活的地方，位于甘肃省定西市以北30公里，地处黄土塬沟壑之间，是一个典型的黄土高原小村庄。 父亲是在镇上开了近三十年照相馆的老师傅，他的底片里留存的是这个小村的往事，也有着我和姐姐以及妹妹的童年，我们这个大家庭的过往时光。 父亲的照相馆叫做：定西春光照相馆。 1979年，父亲正上高中，跟着一位叫苏俊的老师学习手工上色黑白照片。高中毕业后，迫于生计的父亲四处参加甘肃省内的物资交流大会，靠着相片上色赚钱。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后，1981年6月，父亲花120元买了台二手海鸥203照相机，开始了正式的照相工作。那时，照相师傅在村民眼里是非常时髦的工作，也很受欢迎，教师的工资每月是42.5元，而父亲一个月能收入100多元。父亲会经常骑着自行车，带着各种照相冲洗的设备，下乡串村拍全家福、老人肖像、登记照、毕业照等等。 听父亲讲，1985年全国实行统一拍摄第一代身份证照，他接到给全县26个乡镇拍摄身份证照的任务，对他来说既高兴又发愁，因要求用135底片拍摄的1寸大头照，当时困难买不起135照相机，他就想办法改装了120照相机，设计用16张的底片照出32张照片来，不光解决了底片的问题，还节约了成本。翻看父亲拍摄的老照片，看得出他曾经的照相技术和暗房水平之高，然而他的这些技术全是靠自学而成，使用的一些冲洗照片的器材都是自己制作，甚至还独创些土办法解决拍摄中遇到的问题。父亲每提起这些，说得头头是道，也以此为傲。 1987年，开始有了彩色照，慢慢取代了手工上色照片，由于135相机昂贵，父亲又改装120相机来拍彩色照。2006年数码兴起，传统胶片无法满足客户的需求，父亲的照相馆也被迫关门。 父亲大半辈子生活在将台河，除了照相工作，还是一个地道的农民，用最传统的二牛抬杠方式在田地里耕作，穿着那不知道穿了多少年的布鞋穿行于田间地头。在父亲眼里，干啥都行但不能荒了土地。 2004年，姐姐考上了大学，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刻父亲激动地掉眼泪，村里好几年没出过大学生了，在整个家族里，姐姐也算是正儿八经的第一个大学生。靠父亲照相的工资只能维持家里的生活，无法支出姐姐的学费，最后，家里的亲戚朋友东拼西凑凑够了第一年的学费，那时我在读高一，妹妹读初一，家庭的经济负担相当沉重。2006年，我考取了大学，但整个家庭根本无法承担两个大学生的学费，所以我选择了参军入伍。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离开故乡，我没有让父亲送我，一个人踏上了南下的运兵列车。 从记事起我就跟爷爷奶奶睡在一个炕上。上小学时候我经常想着法子向爷爷要钱买糖吃，有一次爷爷不给钱我就把布鞋挂在树上撕扯，爷爷哄我过去拿钱狠狠的揍了我一顿，自那以后再没向爷爷要过钱。然而上了初中以后，每周爷爷都会主动给我零花钱。高中时，毫无病兆的爷爷突然就走了，只留下了年迈的奶奶。 入伍后，奶奶是我最担心最牵挂的人，生怕再也见不到她。当兵满两年后，我回家看望奶奶，已经86岁高龄的她身体很不好，眼糊耳鸣，认不清人，但我一回去她立马知道是她孙子回来了。听父亲讲，奶奶的枕头下常年压着我穿军装的照片，时常拿出来看，尽管看不清但还是用手摸着去看，看着看着就掉眼泪。 2013年春节回家，奶奶卧床不起，2013年7月份我没来得及见奶奶最后一面，她就匆匆走了。爷爷奶奶生活在最艰苦的年代，年轻时经历了不少苦难，他们在黄土地上劳动一生，养育了父亲兄弟姊妹七个孩子，最后落叶归根又回到黄土地里。 留在父亲和我镜头中的爷爷奶奶都成了永恒的回忆。 过去父亲觉得照相这个职业没有什么前途，一直以来不愿教我照相。如今我们都长大工作，我又自学起摄影，每逢回家都去拍摄黄土地上的村景、村民，他倒是支持起我来。 父亲虽然已不再是开照相馆的师傅，但他的名字在当地却是家喻户晓。每当走在镇上、走进村里，碰到熟悉又叫不上名字的村民，提起父亲的名字都会打开他们的话匣子。父亲给不少人家拍过全家福，拍过老人肖像，大家墙上挂着的相框里的老照片，好多是父亲拍的。照片里的人现在已满头银发、步履蹒跚，有些已不在人世。 虽然父亲曾给村民拍了很多照片，但也因没来得及为村里一些老人在临走前留下一两张照片而感到遗憾。父亲告诉我，那时很多家庭生活困难根本舍不得花钱拍张照片。今年春节，父亲陪着我走村串户，我免费给村里的老人留影，拍摄村民的全家福，也算弥补了父亲曾经留下的遗憾。（点击阅读>>俺村的全家福） 据县志记载：将台为明灭元在甘肃境内最大也是最后一场战役时所筑，三社因建于河滩，故称为将台河，这是将台村三社的俗称，属于将台村八社之一。听村里老人讲，将台河历史上有将台堡、蛮站沟、大榆树、大碾子、水井这几大景观，在当地很有名。随着村子的发展变迁，这些承载着整个村里几代人的历史景观都已消失。 父亲曾在1982和2003年两次拍摄将台河全景，想通过照片记录故乡的变化。后来我也站在与父亲同样的拍摄位置上拍摄小村全景。从我和父亲的照片对比中，可以看到故乡和几十年前并没有很大变化。远处只有零散的几户村民盖起了二层楼房，还有一座座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建造的土坯房，现都已成危房，时至今日，村里只有少数村民盖了砖瓦房，家庭条件好的搬进了将台村新农村和定西城里。以前全村四五十户居民，现在只剩下三十几户。将台村新农村是沿公路新建格局统一的砖瓦房，离我们将台河只有一河之隔，也属于将台村管辖，搬进去需要十五万左右，政府补助一半，主要接受异地大山深处的搬迁户，这两年不断地在扩大建设规模，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的村民搬迁到这里，这里将成为将台村人口最密集的区域。 父亲拍摄的将台村全景（2003年）和我拍摄的将台河社的全景（2016年）。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故乡是昏黄色的，黄土坡起起伏伏，绵延至天边，没有一丝生机。2003年国家实施退耕还林还草政策以来，村里的山地开始都种上了树和草。十几年过去了，生态环境发生了很大的改观，每到夏季雨水充沛时，云雾缭绕，满山遍野都是绿色，丝毫感觉不到这是在大西北的黄土高原。加上故乡独特的梯田景观，它比江南的梯田更大气，更广阔，更豪迈；它有着更多的层次，在蓝天的掩映下呈现出不一样的色彩变幻，犹如通往天堂的阶梯，将人与自然的距离拉近。 山绿了，但水却污了。流经村子的这条河叫关川河，发源于陇中定西境内的东河西河，在县城西北汇合后，始名关川河。小时候，水清澈见底，虽然味道苦咸，也可以洗刷衣物、牲畜饮用，偶尔还和小伙伴们一起在河中游泳。如今在河滩上行走，一眼望到的却是干枯的河床，河滩地被承包商搞成沙场，挖得千疮百孔，沿河的工厂也多了，污水被排放到河里，乌黑的河水散发出一股刺鼻的臭气。 黄土高原生存环境恶劣的主要原因是缺水，村子里每户人家在院子里都会有一口水窖，没通自来水之前，水窖就是一家人的命脉。如果遇到干旱少雨的年头，吃水都成问题，庄稼基本绝收。记得小时候在脸盆里倒一点水，一家人轮番洗脸。2013年，村里通了自来水，结束了吃窖水的日子，2014年11月8日，长达九年的引洮供水一期工程全线完工通水，至此，村里终于告别了干旱、缺水的时代，但那些水窖依然起着很大作用，用来浇菜地，给牲口饮用，能节约大量的自来水。 生存环境的改善并没有让人扎下根来，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外出打工，留守的村民们却似乎没有发觉有了水源后土地的重要性，土地荒着也是荒着，大部分村民倒愿意将自家土地出租或被征收。父亲已年过半百，我也知道让他再去种地是心有余力而不足，家里的6亩川地也被出租，整个村子的土地亦如此。 回望父亲留在黄土地上的足迹，深深浅浅，清晰可见，起点的那端，是一片片黄土，起起伏伏地黄土山坡，荒凉且深沉。从我出生以来的那30年光阴，父亲的春光照相馆从兴盛走向衰落，留下一张张发黄的老照片，但就是这些老照片，记录了将台河的变化，蕴含着难忘的故事，而我在追寻过去的同时，也拍下如今家乡的模样，简单的生活印记，成为小村未来的历史相簿中的一个页码。 {本文为OFPiX景观故乡工作坊作品} 张亮，老家在甘肃定西，现在北京从事网络管理工作。摄影只是爱好，离家多年，就是想用镜头记录故乡。 回复关键词“还乡”，可查看往期更多有关故乡的影像文本 还有更多有关摄影的文章>> 索契摄影项目 | 公益摄影 | 沃克·埃文斯 | 庄学本 |…

2016.04.07OFPiX Bot

景观故乡

一些绥宁的纪录照片

{本文为OFPiX景观故乡工作坊作品}我们可以透过建筑来观察城市的变化，一窥城市面貌。身为建筑师的杨树帜持续记录家乡绥宁的建筑，在他看来，这些建筑同时也映射出人们的生活状态，城市是建筑的集群，建筑的表情群构成城市的表情。建筑也有表情，有真实的样子，有它原本的构造与历史。而最终，决定建筑表情的还是人的欲望。 一些绥宁的纪录照片 图/文 杨树帜 小时候，我第一次使用照相机，是在桂林的旅游船上。我当时把它当玩具，对着眼前奇奇怪怪的山拍了几张。后来照片洗出来，我被叱喝道：“你拍的照片里都没人啊，我们出来玩就是要留影，你这多浪费！”我当时觉得很奇怪，我们去桂林不是去看山吗？所以，我觉得自己天生可能就喜欢拍非生物类照片。 成为建筑师后，我开始关注房子和城市。每看到一个房子，就会观察它是怎么设计的，什么材料，什么构成，什么结构，以及它如何被使用，它建造的背景是什么，它要怎么改良才好。城市规划又是如何影响一个城市的所有建筑？一个城市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空间？种种职业的综合症开始影响我观看城市的角度。 这几年县城的形象变化很快，政府实行了建筑的立面改造计划。几乎所有重要的建筑，包括沿着县城主河巫水河两侧的建筑、主街中心路周边的建筑、县医院等公共建筑，都被刷成了白墙，窗框和屋顶做了一些复杂的木构装饰，好让县城看起来有地域情调，同时增加一下旅游价值。而以前很多的朴素房子，混凝土和砖墙外露的、木头做的，哪怕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风行的小瓷砖贴面的建筑，这些被许多建筑师钟爱、反映“生活的真实性”的房子，可能将越来越少了。有些建筑被推倒或者被改造并不是因为它生命到了期限，而是由于人的欲望。 关于这次的立面改造计划，我有问过很多人，大多数人都觉得很好，回家都惊叹家乡好漂亮，纷纷拍照发朋友圈。我秉着一些对“真实性”的执着，反而不太喜欢。其中很大的原因是这类的房子是假古董，从没在县城或者整个地区的历史上出现过，翻新的方式也不太高明。这样的现象，不仅出现在我们县城，在全国的老城都有，包括北京的胡同、丽江的古镇之类。我有一次看父亲发了条去贵州旅游的朋友圈，见到了和我们河岸两侧极为相似的刷白房子，差点误以为是他还在家没出发。去年从广西转火车回家，在车站见到一张大广告，是一座“风雨桥”——我们县城最新的标志物，我还以为县城广告打到省外去了，可仔细一看那是广西的桥。 从2013年开始，我记录了绥宁县的各类建筑，这些建筑构成了整个绥宁县的表情——因为城市就是建筑的集合，建筑的表情群构成城市的表情。我试图尽量不带有主观色彩地拍照，好让这些照片在多年以后被最大可能地准确解读，呈现出这座城市曾经的模样。 叠加时间 建筑中总有时间的痕迹，人们从建造开始，就由于需求和经济状况决定了建筑的面积、层数、空间划分、立面材料。随着日后的使用，建筑的材料可能老化、一些不太适应现状的功能被改变；或者由于经济条件变得更好，人们也会决定使用更好的门脸。从建筑中我们总能读到社会变化。 城市规划研究者凯文·林奇曾有这样的谈论：“城市如同建筑，是一种空间的结构，只是尺度更巨大，需要用更长的时间过程去感知。城市设计可以说是一种时间的艺术，然而它与别的时间艺术，比如已掌握的音乐规律完全不同。很显然，不同的条件下，对于不同的人群，城市设计的规律有可能被倒置、打断，甚至是彻底废弃。” 长枫路 | 居民住宅，建于1980年代。这栋房子很有戏剧性，处在一个三岔路口，旁边就是规划新建的黛瓦白色围墙，它本身也具有高度的复杂性，砖混的构造，从立面上显示出长时间使用的痕迹。材料以及门窗的尺度都非常丰富，比例和搭配都很舒服。外挂楼梯、外挂走廊和通高的楼梯间显露出它的使用流线。它的屋顶是一个木棚子加瓦屋顶，由于县城以前的平屋顶防水技术不好，所以很多人会选择在屋顶加建出一个木棚子，配上瓦外覆的坡屋顶，因为木头轻，不会太大增加楼板负荷，瓦的防水技术也非常成熟。 大园村 | 这栋房子有两个部分，右边部分的木头已经老得发黑，左边部分的房子是新鲜的淡黄色胶合板和“青砖”。从墙面暴露出来的棕红色砖可以看到，其实“青砖”只是后来刷的涂料。这两个时代的材料和审美情趣并置，形成了一种有趣的对比。 县广场下面的街-老街 | 左图中的这条街以前还叫“电影院”街，因为这条街上有一个影院，影院周边有一些夜宵摊，属于人们的闲暇活动场所。后来影院由于经营困难，十二三年前被拆了，小吃摊却一直经营得很好，特别到了晚上，成堆的人在吃夜宵，人气很旺。右图中的老街，是人们每到周日来赶集的地方，我的家就在这条街上。 居所 大部分居住用途的建筑都是居民或者开发商自己建造的，较少受到政府或者政策影响。建筑的首层大部分都是“堂屋”，是住宅大堂和祭供先祖的地方，一般能看到香火和长辈的遗照，也有贴毛主席头像来镇屋的。而在好地段，它们的首层就成为了商业出租铺。这些建筑充满了生命力和想象力，包裹着人们对生活的各类诉求。 到了本世纪初，开始出现一些开发商建的商品房：高大，有户型，有电梯。尽管县城大部分人都有自建房，商品房的需求不是非常旺盛，这些房子依然有非常大的容积率（单位土地的建筑面积），模仿大城市的建筑状态，制造出先进的错觉，以此提高单价。因此，早期的一些商品房出售得还比较成功，不过，后期的一些楼盘的销售就不那么尽如人意了，许多房子建完之后都无人入住。有一些商品房处在景色非常优良的位置，但本身过于庞大，有些喧宾夺主，对县城本身舒缓的天际线形成了刺激。 《爸爸去哪儿》第三季在绥宁拍摄，带来了一些旅游客量，虽然没有立即给这个县城的旅游业带来繁荣，但旅游前景不断被看好。我去了当时的拍摄地大园村，看到了非常朴素的绥宁地域的民居，当地人的生活也还是“井水、养鸡、种菜”，田园得很。出于建筑师的私欲，很希望这种原始性可以得到保留，不希望旅游业吞噬这个村子的生活文化。可仔细一想，对于他们来说，能挣钱是很好的事，这还真是很矛盾呢。 大园村 | 居民住宅，分别建于80年代和2014年。这两栋房子最大的区别是院子。大园村早期的房子都是开放状态，不圈地块，对着村子开放，利于邻里来往。各家人养鸡时候，就放养在家前的场地，不担心被偷鸡摸狗。后面这间屋子是《爸爸去哪儿》节目中，王宝强住的“豪宅”，有前院，木材都用清漆刷过，屋顶的瓦也有别于传统的陶瓦，不是上下反扣的施工法，而是日本当代民居常用的做法——连排金属瓦相叠。 林海路 | 居民住宅，混 凝土施工技术还没成熟的时候，县城都是木房子。这栋房子建在比路面高处两层的地方，修了三层高，楼的一侧用了一根大木头来辅助支撑，底座是一些垒砌的石 头，其实不太安全，因为本身太高，而且底座的垒砌石头遇到震动容易散开。不过，它一直被使用至今，没遇到过什么大问题。房子旁是一个砖砌的厕所，墙高处有 砖留空后得到的十字型通风口。 林海路 |…

2016.03.28OFPiX B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