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相册/毛巧媛
城市在现代人心中，总是一个从高处俯瞰的视角，钢筋水泥，芸芸众生。如果我们降落下来，在街道的角度，步行的节奏里，有无可能看见一座城？
我们需要从平视的角度看，因为我们自己就在城里真实地生活着，留影合影中体现着普通人和城市的关系，这些照片都粘贴在家庭相册里，有无可能，将它们拿出来，从中“显影”一座城？
在家庭相册中寻找城市的精神
2025年5月，我们在衢州市文化馆展开一个实验。参与者带来了家庭影集，抑或是一包包的照片。这一次，不是为了发现家庭故事，而是在其中寻找和衢州这座城的关联。
这项行动的背景是衢州建市40年，1985年5月15日，衢州设立地级市，这一时间点应和着这样几个线索，其一是改革开放带来的中国经济的发展，其二是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其三是中国民众对摄影的利用从被动到主动。
摄影作为一种现代发明，构成一种新的制图方式，其复杂之处在于，它是科技-文化的复合体，无论诞生和发展都受制于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影响。这导致这项技术在中国的运用有独特的路径，且一直远离于普通人。转变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一方面是中国民族照相工业的发展，到1979年共建立20家照相机厂，8家感光材料厂，1981-1985年，全国照相机总产量达到537.64万架。另一方面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变化，1980年开始，富士、柯达、柯尼卡以及爱克发彩卷相继涌入中国，引发“彩照热”，黑白照相快速被取代，到1986年，照相材料市场在中国的彩色化率已经达到90%。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小城市和乡镇地区的彩色化从1981年的基本为零，到1986年已经和大中城市持平。这意味着摄影已经真正进入中国普通民众的生活。以上这些变化也在我们的活动中得到验证，参与市民带来大量彩色扩印的照片。
朱爱英用一周时间整理家里的老照片，几大本相册，大概有10来斤，手拎不动，只好用行李箱拉到文化馆。
吟春家的家庭相册
与摄影的照相馆时代不同，大多数为肖像照，拍照是一种仪式化的行为，1980年代以后，使用手持相机，抓拍日常生活，开始成为中国民众一种日常经验。事实上，摄影就诞生在城市文化的气氛中，服务于新兴市民阶层的身份自证，在尺度规模都扩张的城市环境中成为一种交流媒介，甚至构建一种社交方式，摄影术发明早期，流行于1860年代的名片照，即说明了这一点。以照片为名片，恰好就是时下社交媒体所做的——填补都市人疏离的生活。
对家庭影集的关注一直围绕家庭关系和个体生命历程，这一次的衢州家庭相册工作坊，我们转换了视角，打开1980年代以来中国普通居民的家庭影集，我们寻找其中表达出的城市精神，这些居民以自主自愿的方式所拍下的普通生活，提供了一个城市居民的主视角，带来爬梳1980到2000年初期中国城市尤其是地方城市发展的线索。
共创一本衢州相册
通过公开招募，一共有15人参与这次活动。最大的78岁，最小的是00后，有退休职工，个体经商户、大学老师、小学老师、企业职工。参与者在工作坊要完成的工作是，从自己的家庭相册中选出和衢州有关的照片，将之分类、编辑，试图从15个家庭的近百幅老照片中，呈现衢州的城市文化。
关键词：「巨化工厂」
我们首先就发现了一个独属本地的现象，不少人选出的城市照片都关联到当地一家化工企业“巨化”。巨化前身是浙江化学工业公司，是我国第一个自行设计、自行制造设备、自行施工安装、自行试车直至安全投产的大型化工联合企业。1985年，巨化总公司成立后，巨化职工人数达到两万多人，一度是浙江最大的化工企业。
以巨化为地点展开的城市生活，印证了城市文明和工业文明的紧密关联，工厂建构了工业时代居民对城市生活的直接体验。
1958年，左二为爷爷，第一代巨化人。（刘培亮）
母亲也在巨化工作。这是她刚刚参加工作时拍的照片，拍摄于八十年代的巨化厂房。
八十年代妈妈在巨化南公园留下的瞬间。
关键词：「基础设施、职业、城市文化」
城市是由基础设施连接在一起，城市以一种机械论的方式，构建着人类身体的移动和感知的延展。交通枢纽是一座城市的关键部位，它是城市人口在流动过程中产生交集的地方，在衢州居民的家庭相册里，我们发现了不少在火车站拍的照片。火车是现代性的象征，它意味着速度、时间和距离。衢州火车站建于1933年，是浙赣铁路上的一个重要站点，2006年，老火车站被拆除，新火车站启用，老火车站的照片，就成了市民心中抹不去的记忆。
城市是一部机器，“它的发展来自于富有生命力的各种各样的主体、物质、符号以及特定的计算与分配网络关系中的智能，并得到了不同的制度以及组织和企业规章的支持。” 人们在城市里从事不同的职业，这些工作主要和计划经济时期的单位制相关，单位是城市居民生活的中心，人们在单位里工作、生活、交友，单位文化构成了城市文化的重要部分。
都市文明有助于张扬个性。有人找到1990年代拍摄的“朦胧照”，为了拍这一照片还需要排队，且一次只能拍两张。拍摄朦胧照的影楼已经不知所终，新的写真方式在社交媒体中不断翻新。诚如约翰·厄里（John Urry）所言，摄影“不仅记录了旅游，也建构了旅游”。
中国人民银行开化县支行的办公室里，那时我从事的岗位工作是金融统计。桌上的电话，墙上的资料都是我的岗位离不开的。（汪雪翠）
父亲在老式的操控台前，他身着制服，头戴规整的帽子，专注地握着话筒。面对复杂的仪表盘闪烁的微弱灯光。仿佛诉说着过往的忙碌。（郑彬燕，照片摄于1986年）
1990年代，我在新桥街绿太阳照相馆拍的两张朦胧照，当时这家绿太阳照相馆生意火的一塌糊涂，拍朦胧照需要排队，而且每次每人最多只准拍两张，我记得当时是中午排队拍了两张。衢州绿太阳照相馆2005年变成影楼，名气很大，再后来不知什么时候开始销声匿迹了。（杨旭娟）
关键词：「公园，自然景观」
“城市是由输电线、混凝土路面和柏油马路，路灯，下水道，交通信号，移动电话塔，无穷无尽的门与窗户构成，由管道、隧道和涵洞支持，被纵横交错的航空路线所覆盖，被各种各样的人造声音所震动。”这一切，城市研究者称为“第二自然”。不过，在参与者的家庭相册中，却很少能找到这些痕迹。人们所依赖和怀念的，还是真正的自然，分享最多的，是在城市公园所拍摄的照片。可见公园作为城市公共空间的价值，它是年轻人的社交平台，自我展示的空间，同时也是容纳亲情和情感的介质。
1982年秋，府山公园中的太湖石假山上，定格了我们的青春。（王鹏）
城市里的自然始终是一种杂糅状态。衢州江郎山是浙江省唯一的一座世界自然遗产，其闻名于世，却也是借助于现代媒介——江山市文化馆干部毛巧媛的一张照片。
1992年，她所拍摄的这幅《山色空蒙》在《大众摄影》摄影比赛中获奖，随后在国外展出，法国某杂志特约撰稿人留下这样的观展笔记：”那些在晨雾中若隐若现的赭红色岩壁，既像敦煌飞天凝固的衣袂，又似造物主以苍穹为砚台、蘸云霞挥洒的狂草。”
关键词「摄影」
城里的人们为什么要摄影呢？今日的大众摄影，摄影在社会交往层面的作用更受关注，但回看相册里的照片，又何尝不是呢？外出的行为被摄影记录，同样也被摄影所构建。
1986年，我遂昌大姑父的弟弟从台湾转辗回大陆探亲，给姑父带了台傻瓜相机。这张照片是我和表姐、外甥女的合影。那是我们家第一张彩色照片。1986年秋，摄于衢州三怪之一：县学塘。（罗敏）
我的公公婆婆是村里最长寿的一对伉俪，他们从未吵过架，对我也从未红过脸。黑白照是他们60岁左右拍的一寸照。他们的寿龄分别是公公92岁，婆婆95岁，2002年春节，儿子媳妇结婚后第三天，全家人陪二老江滨公园散步，这是在衢江边上拍的照片。当时的他们分别是90岁，88岁，坚持自己走，从依锦坊一直到书院大桥，搀扶的分别是儿子、媳妇、外甥女。（朱爱英）
1994年春节，儿子他们考上大学的第一个寒假，同学们重回衢江忆往事。（朱爱英）
关键词：「家庭」
最后，但也最重要的，是这座城市里的家庭。相册中照片体有鲜明的现代城市的家庭特点，规模更趋向于小型化，即以孩子为中心的三口之家。不过，关于大家庭的概念，却也是不能抛弃的传统。
我们对家庭相册的观察也就在这里告一段落，这些坚不可摧的家庭照片，体现出一种渗入城市内部，无法驱散的人的精神，无论怎样的城市，都在呼唤这样的感情，那就是——爱。
时光在此定格，怀抱里小小的宝贝，感受着父亲温暖的胸膛。那是初为人父的柔软与担当，是作为父亲责任的开始，更是爱的延续。摄于2002年11月（郑彬燕）
这张照片记录了我生命中最温柔的瞬间——1992年初冬，我们的孩子刚刚来到这个世界。怀中柔软的小生命依偎着我，第一次尝试哺暖的笨拙与幸福，至今想起仍让心头温热。初为人母的手忙脚乱，都在低头看他的一瞬间化成了无声的誓言：这一生，愿为你遮风挡雨。（冯军凤）
（完）
参考文献/引用文字出处
阿什·阿明、奈杰尔·斯里夫特《城市的视角》，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
黄宗智《从“大一统”到“大转型”：现代中国的国家治理与社会变革》，《开放时代》，2023年第1期。
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
约翰·厄里《游客的目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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