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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gory: 还乡计划

从还乡夜话、景观故乡到家庭相册与手作书,读 OFPiX 持续进行的故乡影像档案。

还乡计划第六季|重写家庭相册

这已经是OFPiX的第六个还乡计划了。 每年春节前,我们都会鼓捣个题目。这些不同的主题,不同的方法,并非只是要获得一些关于故乡的照片。 我们究竟想要得到什么?这个答案却也是未知。从小城档案到景观故乡,从故乡街头偶遇到手机里随时随地的言语,每一年,我们以故乡为名相聚,故乡让我们变得各个不同。 无论怎样的主题,这个项目的宗旨都从未变化,摄影在这里只是一个工具,一座桥梁——了解故乡的通路,更进一步,用有些矫情的话来讲,我们希望这条路最终抵达的是每个人的内心,对生活的思考。 今年的还乡计划主题为——重写家庭相册,下文是对这个主题的解释。如果您对还乡计划是陌生的,翻阅导航能够获取很多信息。具体报名的方法请见今日公号发布的另一征募贴。 感谢你们每一年的参与! 重写家庭相册 Rewriting the Family Album 让我印象深刻的一个场面是一次在公共汽车上的经历。我身边有一位女性面无表情地在撕照片,照片是她从家庭相册里拽出来的,然后将之一张张地撕碎。我们一起坐了几站公交,在我下车的时候,她依然没有结束这项工作。 整个过程默默地进行,但具有相当的强度,令我震惊。这一撕扯行为似乎表征着一种与过去生活的全然决裂,主动抛弃,以及,甚至是,这位女性一个可能的新的开始。 布迪厄将摄影行为放置在社会场域中研究,他认为,家庭相册是一种“社会记忆”(Social Memory)的表达,让群体成员融入的仪式,所编撰进家庭相册的事件,其之所以值得保存,因其证实着曾经存在的统一,也同时是对当下之统一体的确认。这是家庭相册让人感到适当、可靠以及充满教益的原因。但与此同时,那些独特的经历,只属于个体的经验,也就随之被抹去了。(Bourdieu,1990,p.30)那位女士撕烂家庭相册的行为之所以显得如此颠覆,即是因其挑战了家庭相册设立的安全地带,个体的介入打断了统一。毫无疑问,重写家庭相册需要勇气。 家庭相册:社会史 布迪厄以一位社会学家的身份观察摄影,将家庭相册这一私人物件摆上了台面。在他看来,普通人的摄影行为及审美趣味被其所属的社会阶层塑造,在家庭相册和业余者影像背后浮现出的是既定社会结构对之的规训。 布迪厄之前,有美国学者理查德·Ÿ沙尔芬(Richard Chalfen),基于其自身人类学和传播学的跨学科背景,较早对家庭快照展开研究,提出了图像传播的“家庭模式”(Home Mode),即在家庭内部有一个图像从制作到展演的传播系统,但是,这个内部图像循环系统却依然是对社会文化和结构的再确认。(Chalfen,1987)。在此之后,伊丽莎白Ÿ·爱德华兹(Elizabeth·Edwards)在其研究中进一步强调了“触摸”的重要性,视家庭相册为一种重要的口述历史文化,称其为一种互动性媒体。(Edwards,2005)这些人类学、社会学研究都强调了家庭相册的亲属关联、社交功能、主动性以及非静态的特点。(Sandbye,2014) 学界对家庭相册的深读,自1980年代以来,伴随着日渐发达的视觉文化展开。丹麦学者梅泰·Ÿ桑德贝(Mette Sandbye)梳理了在艺术史、文化研究以及视觉文化研究领域对家庭相册的研究,将之分为五个层面:文化理论与社会科学研究/物质文化研究/将相册视为情感和感知的结构/关注其对秩序的制造/作为接触地带的家庭相册。(Sandbye,2014) 但是,在正统摄影史中,家庭相册却向来不在谈及范畴,直至一些新史学研究思路融入到摄影史的写作之中。玛丽·华纳·玛瑞恩(Mary Warner Marien)在其著作《摄影文化史》中,单独有一小节题为“家庭照片”,放在谈及当代影像文化的“融合”这一章中,但这部分写作还主要基于摄影师立场,介绍艺术家和摄影师对家庭这个主题的表达。其中也有一些关于业余影像的谈论,玛瑞恩认为,大多数家庭相册的内容都被庆典场合占领,比如婚礼、生日、旅行。少有家庭想要去记录每天的日常生活,比如混乱的厨房和未经整理的床铺。更少有相册试图做情感性的视觉记录,或使用相机的目的是自我研究或疗伤。(Warren,2002,p.445) 玛瑞恩的论述中,有一点非常重要,她认为7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文化的变迁使得“理想家庭”的概念发生动摇,这也影响到了相关视觉表达。为了弥补支离破碎的社会道德,在里根执政期间的美国以及撒切尔夫人当权的英国,都意图推进传统价值观,特别是白人中产阶级理想家庭的概念,而其面对的是不断上升的离婚率、单亲家庭的涌现、以及愈演愈烈的LGBT运动。(Warren,2002)这个背景或许也可拿到当下的中国。一个问题逐渐浮现,家庭观念的变化是否会改变家庭相册的面貌? 尽管已有一些论述,桑德贝认为,家庭相册的复杂肌理尚未得到重视,缺乏足够的田野研究。一些更为细节性的问题,仍然尚未得到解答。比如家庭相册是否有着不同国家的语境,还是有着全球化的“柯达文化”? 至于中国人的家庭相册,晋永权对1950-1980年代的民间照片予以分析,阅读其背后的社会史。(晋永权,2012)收藏家仝冰雪发掘自己收藏的一本家庭相册背后的故事,把普通人叶景吕从1907年到1968年,从27岁到88岁,每年一张以坐姿和站姿轮换拍照的故事整理出来,这62张照片讲述了一个普通中国人的一生。(仝冰雪,2010)家庭影像照片在大众层面通常被当成“老照片”看待,这个名词的流行也有其来由,1996年底,山东画报出版社开始出版《老照片》丛书,每一辑所刊载文章大都由读者投稿,文章围绕一幅或几幅20年前的照片撰写,讲述背后的故事。《老照片》曾创下发行量30万余册的记录。总体来看,在中国,站在视觉文化研究和社会历史研究交融地带来看待家庭相册的并不多见。 可能的重写 对家庭相册的重写,首先基于对家庭相册的再审视。关于家庭相册的学术研究,显现了家庭相册的迷人之处。学者将家庭相册视为做理论的工具,艺术家也可将之视为艺术创作的工具。这两者的行为尽管被分别归为理性与感性,但却本质上殊途同归。 艺术家对家庭影像的关注,有从囤积入手的,比如塔奇塔·迪恩(Tacita Dean),在欧洲以及美国的跳蚤市场不断寻得各种家庭影像,对于这些失物,迪恩从未想过做招领,而是迷恋于这些照片从原有语境断裂之后的神秘和诗意。费奥纳·谭(Fiona Tan)也收集家庭照片,有的来自主人的志愿提供,艺术家从中选择,重新安排,将之高悬画廊。法国人苏文的《北京银矿》系列,也通过其对所回收的北京家庭影像的整理,展示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变迁。 前述文章曾提到的,学者论及家庭影像的私密感与交流感,这被艺术家乔纳森·芒克(Jonathan Monk)在幻灯片作品《生活中的一瞬(厨房)》中恰当地表达,艺术家使用的原材料是其在母亲厨房里发现的照片和明信片,通过电话,他请姐姐站在厨房描述这些图片的内容,“你戴着特别可笑的眼镜”、“妈妈的花园满是阳光”,这些谈话文字,而非照片被艺术家投影在展览中。 乔·斯彭斯(J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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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乡计划第六季招募(原创)

“还乡计划”是OFPiX工作室已持续五年的项目,鼓励参与者利用春节返乡的机会展开对故乡的视觉观察。 故乡已成为当下一个流行的话题,围绕其的是各种怀乡情绪。我们始终希望参与者对故乡的表达是一种记叙的语态,这就有了还乡第一季的小城档案,第二季的摄影书,第三季的快言快语,第四季的故乡街头摄影,第五季的景观故乡。 今年的还乡计划主题是“重写家庭相册”,主题解释已同时发布,在报名之前有几个提醒: 请仔细阅读活动主题解释,了解还乡计划前几季的内容,确认您的确对之感兴趣。 由于今年的主题涉及个人的家庭相册,请确认您的最终作品是可以公开的,不涉及无法公开的隐私。 关于“重写”的方式,形式是开放的,可以是一组摄影作品,也可以是一本摄影书,但其内容都必须建立在重读家庭相册的基础上。 如果您之前已经做过相关的创作,并感兴趣和我们分享,也欢迎加入。 参与要求 可以在参加线上的授课和讨论 优先考虑曾经参加过之前还乡计划的朋友 能对OFPiX使用照片和成果进行授权 工作流程 2017年1月16-30日教学讨论 春节假期展开家庭相册的重读以及重写 2017年3月,工作坊进行深度编辑与教学讨论 工作坊期间如果发生费用,如场地、样片打印等费用需要参与者自理。 报名方式 报名截止时间:2016年1月15日 邮箱:studio@ofpix.com 申请材料: 个人简介——包含故乡所在地,对主题的理解 作品集——也可以发作品链接 最后,希望你了解过我们再报名(往季还乡计划/还乡计划工具箱),以及每一个小工作坊都有它潜在的挑战,你需要下定决心面对! 微信公众号 OFPiX · 原文署名:OFPiX · 查看微信原文 继续阅读 栏目 还乡计划 · 重写家庭相册 · 栏目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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颍水汤汤|还乡计划

我们的还乡计划一直在继续啊!OFPiX一直关注和推动摄影师用影像记录故乡,用文字谈论故乡。暑期已至,不少学生回到家乡,这是来自汤雪灏的还乡计划,关于一个叫颍上的县城。 ▲一群孩子在简易的“水世界”里玩耍。这里处于颍上新老城区交汇处,是在原玫瑰园汽车站的建筑工地闲置处搭建的,20元一张的门票比八里河景区内168元一张的水世界门票要便宜的多,而来这玩的都是周边居民,没有闹哄哄的游客。 图文/ 汤雪灏 颍上位于安徽北部,这里的口音奇特,在阜阳所辖的五县三区之中是唯一一个“信蚌片”方言,以至于颍上之外的阜阳区域内一张嘴就会被同市人认为是异乡人,相传颍上如今的口音特殊与一大批来自山东济宁的移民有关,这一点也在大学同学中的济宁人的口音里得到证实,他的方言就是我的家乡话。 我出生在这里,在16岁外出求学之前一直都待在这里。 据家谱记载,我们家明朝中叶从江苏省句容市迁居至此已经繁衍400有余年21代。我父亲是这里的一名医生,母亲从我出生以来在交通系统内换了不下于5个单位,最近的一次调整从12年新城区的政务服务中心落成之后就一直在里面的交通窗口工作。 随着颍上的变化给我带来的视觉刺激,使得我开始想把这里的一切变化抑或是即将变化的景象用手中的相机记录下来,给颍上留存一份视觉档案。我的这种想法从14年开始实施,在那次归家的两周内我拍摄了十幅左右的环境肖像,被摄者有我的亲人、邻居和生活中遇到的人。 ▲舞厅的王老师。在广场被大妈们占领之后,像王老师这群跳交谊舞的中年人就只能租下一家老旧电影院的大厅当舞厅。 ▲抽烟的捶背工。搓背是北方人洗澡时一道必不可少的环节,浴室从早晨5点钟开门迎客,师傅们的胳膊可能就要开始一天的“钟摆运动”。 ▲白衣庵主持释德善法师。白衣庵是城区内的唯一一家尼姑庵,法师在这里出家已有几十年之久,儿时经过这里时家长会警告说这里不能高声喧哗。 ▲奶奶从小就和小叔一家人生活在一起,小叔家是五楼六楼两层的复式结构,六楼只有奶奶一人居住。 ▲这是我的小姨夫,曾是一名民办教师。 ▲姑姑和她的小孙子 从去合肥念高中一直到在重庆上大学期间,这几年我每年寒暑假的归家都只是匆匆一瞥,眼见城北一片片的楼房平地而起,眼见沙颍河故道被清理成如今的滨河公园,眼见一批批同学离开颍上外出求学甚至不再回来,眼见一批批“新城里人”把新区填满。 颍上是一个人口超过170万的县城,在网上流传的一份中国大陆县城排行榜中,颍上人口数高居第八名。颍河在这里注入淮河,这里置县超过千年,古称“慎”或“楼烦”,隋大业二年(606年)定为现名,延续至今已经1400余年。这里诞生了管仲、鲍叔牙这对千古挚友,这里有两个年产超过1000万吨的国家特大型煤矿,这里旅游资源丰富一个5A两个4A,可这里却也是阜阳市连片的国家贫困县的一员。 2008年南方新闻网上一篇题为《颍上张家——一个政坛家族的典型画像》报道中,所描述的就是在颍上人口中讳莫如深却又绕不过的话题,张家所推崇的大修大建大发展造就了如今的颍上城,张家主政期间颍上修起了“悉尼歌剧院”、“法国凯旋门”、“巴黎圣心教堂”,甚至还有一个仅仅百米有余的“长城”,这些景观有的早已荒废不堪,有的依然在继续吸引着游客。在张家第一代主政已经过去10年有余的今天,据说还把控着颍上的优质资源,在那篇报道中作者说张家的第二代“二三十人分布在颍上县重要部门”。可颍上人关心的不是这些所谓的政治问题,我的一位朋友一阵见血的指出,在颍上人的脑子里似乎只有两件事,一是你家在合肥买房没有;二是你家提了什么车。 颍上城区被S102省道穿城而过被分为新老城区,老城区叫做“城里”、新城区叫做“城北”,在我的记忆之中,S102省道之前被称作404线,404线再向北也就是现如今的新城区,是在2006年前后才进行开发的,十年之间政府大楼、中小学、商业区、住宅区拔地而起,使得城市的边界被一步步的向北推去。 在县城不大的地盘里各种信仰交错着,在相隔不到一条街的距离里有基督教、天主教两个可容纳上千人集会的教堂,在看不见的地方有着无数个家庭教堂。与基督教堂隔内城河相望的清真巷内是回民的聚居地,巷内有清真寺和回民小学。在整个东关大街上手拿十字架的耶稣信徒和头戴白帽或裹着头巾的穆斯林擦肩而过,县城内七成以上的中小饭馆的招牌上都有“清真”二字,可东关大街上又有“雨润”猪肉的连锁店。县城向南向北各有一座寺庙,西关大街的一条小巷内还有一座不大的尼姑庵。道教的地盘则是在各式各样的太极武馆之中。 老城区里昔日餐馆的排气扇还是对着巷子里,墙面一如既往地透着油腻感。广场上跳舞的人从十年前的交谊舞变成了现如今的广场舞,我的小学在另外一条路上盖起了分校,我的初中给了一所小学作为校舍。记忆中,坐落在颍河东北岸工业园区只有一座化工厂,而这做化工厂在2014年的一场爆炸案之后变得销声匿迹,在它更北或者更东的方向,出现了一座座用彩钢板搭起的工厂,甚至还烂尾了一个叫清华中学的新学校。 与十年前不同的是这里有了肯德基,有了不再每周只放一部电影的新影院,每个单位都有了自己豪华气派的新办公大楼,每个路口都安装的红绿灯改变了这里成群结队过马路的习惯,小区也从“管仲新村”这样村味十足的名称变成“欧文博仕苑”一类的洋名。 今年本科毕业之后,我趁着回校读研之前,开始对颍上县城进行了系统的拍摄,把两年前拍摄的环境肖像变成了这座城市的肖像。在拍摄的过程之中我一方面的觉得这里从来没有变过,另一方面又觉得这里已经变得面目全非。没有变的是汽车站的候车厅,这里依旧想6年前我去合肥求学时一样,每隔一小时就有一班发往合肥的车。变得地方多的让我感觉到十分的不适,为什么这里和大城市一样人手一部苹果手机、学校周边的宾馆甚至比大学门前的还要多。另一方面让我一感到不解的是依旧没有说普通话的习惯,从幼儿园学童,再到和我年级相仿的年轻人都操着一口正宗的方言。 人的一生都是走在归乡的路上,从少年时期对外面世界的好奇,到一步步对故乡的回望,记忆中的颍上也正在城市化的进程里一点点的被蚕食,渐渐的我的小学、中学都不再是我的学校,传言我们家在的片区也要被拆迁建设成一座29层高的商业中心,也许有一天这里也不再是我的家。这个县城会不断地有人到来和离开,庆辛的是我现在能用手中的相机记录当下。 ▲中午时分,一位家长带着孩子骑车从颍河四桥上经过,这座桥是跨越在颍河上最重要的进出颍城的交通要道,2006年伴随着县城范围的行政区域的重新划分,颍河东岸(原本属于其它乡镇)的4个行政村也被划入颍城的范围这里也就随之成了城郊。跨过这座桥,就能前往颍上火车站与颍上高速入口。 ▲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兴建大型的超市、商场、电影院这样背景之下,颍上也出现了越来越多这样的商业综合体,在这个县城里有5家电影院、10余家大型商场超市,新的消费场所也改变了这里的消费习惯,以往的菜市场买菜的行为正在一步步的消失。 ▲一家人看房之后走出一处楼盘的售房部。在全国很多二三线城市开始出现下跌趋势的情况下,颍上的房价一路高涨,4000块一平米的价格只能买到一个最差楼盘的最差户型,最新开盘的高层已经开始突破5500的大关。 ▲颍上一中的东门对面。在这里置业的“新城人”无非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孩子能够享受颍上最好的教育资源,与颍上一中相隔一条马路的楼盘甚至直接打出了家门口就是颍上最好的中学这样的广告语,可就是这样一所中学本科录取率却年年处在省内重点高中的吊车尾。 ▲颍上第四小学校的操场上一群小学生在练习足球。城北在10年之内涌入了十五万以上的人口,巨大的人口压力之下暴露的是基础设施的的短板,直到2015年秋城北颍上四小才开始正式招收第一届学生,与以往暑假一股脑的把孩子送去补习班相比,越来越多的家长愿意让孩子去学习一些他们感兴趣的东西。 ▲解放路,这曾经是颍上最宽的道路,90年代拓宽原有的道路之时路旁居民最大的疑问就是为什么要把这条路修这么宽,可就是这样一条宽马路变得每天必堵了起来,根本统计数据显示,颍上汽车的保有量在阜阳地区的五县三区之中已经达到了第一位。 ▲颍上客运汽车站。颍上人出行除了私家车之外,最重要的出行方式就是公共汽车,这座90年代建起的汽运客车站到如今还在运行之中。 ▲一部停在进城路口的合颍客车。每天都有10余班客车奔波在颍上与合肥之间的高速公路上,做这样的客车的最主要的三类人群是求学的学生、看病的人以及做小生意的人。印象中高速刚刚通车时,客车司机为了省40余元的高速费用,往往要在省道上开到淮南市才驶上高速。 ▲管仲公园里的一家网吧。在县城不大的地方盘踞着几十近百家网吧,仅仅一个管仲公园就有着大大小小接近二十家的网吧,管仲公园名义上是个公园,可这里除了一个管鲍祠,就只剩下网吧和小旅馆。 ▲销售电子产品的商店。县城里的手机市场被苹果、OPPO、步步高、华为等厂商瓜分,条件稍微好一点的家庭是人手一部苹果手机,一般的家庭往往孩子是OPPO,家长使用华为。 ▲城南的顺心小区。在县城与5A级风景区八里河之间,有着颍上县最大的安置区与廉租房。16栋一模一样户型的6层单元楼,住着老城区内因为拆迁失去房子的家庭和原本就没有房子的城区户口家庭,只有一路通往景区的公交车每隔20分钟经过这里一次,这班车是顺心小区居民进城最主要的方式。 ▲老城区内,到处可见的是这样灯光幽暗,户型密集,满墙壁的油渍的老式单元楼,这样的单元楼楼梯往往十分狭窄陡峭,随着越来越多的城里人搬往城北,甚至举家迁至合肥,老城区的老式住房被改造画室、麻将室甚至是仓库。 ▲农夫山泉在城内投放了几十架这样的自动售货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习惯这样扫一扫二维码就能购物的便捷方式,或者是塞入一张钞票,无论如何,都远远比在流动摊点上买到“农天山泉”放心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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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故乡|经济桥村,我的家族历史

在一个快速发展变化的国家,我们已经逐渐接受和懂得一切变化皆有可能,一切都有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消失,在时代潮流面前,个体的感受似乎已经无足轻重。我所能做的,也许就只是拿起相机,记录这个与我的生命有过交集的村子所发生的故事,虽然这个故事可能不久就会画上句号。 2005年3月、2010年5月和2015年7月贺兰县经济桥村的谷歌卫星地图,图中红色箭头是家族里一直居住在经济桥村的小舅爷爷的老房子,黄色箭头是他的新居。 小舅爷爷家老房子的正门,建于1981年,2009年被地方政府征收拆除用作宁夏农产品物流园项目。2008年摄 2008年(上图)在小舅爷爷老房子门前的合影;2016年(下图)在小舅爷爷新房前的合影。 2008年(上图)在小舅爷爷老房子门前的合影;2016年(下图)在小舅爷爷新房前的合影。 经济桥村 1980年代父亲拍摄的太姥爷 1982年,我出生于宁夏贺兰县,距离银川仅14公里,当然,这是十几年前的距离,当年县城和市区之间是以大面积的农田隔开,现如今,随着高速的公路建设、房地产、招商引资开发,大兴土木,县城和市区的界限日渐模糊,贺兰县看上去更像是银川的一个卫星城。 经济桥村是我的老家,它属于贺兰县习岗镇习岗乡,位于贺兰县城西北方向四公里处。地处唐徕渠、109国道西侧,总共方圆占地面积大约有10平方公里。经济桥村是行政村,实际由九个自然村组成,改革开放以前,村也叫大队,当地村民一直沿袭这种叫法,这九个自然村也就分别从一队排到九队。平均每个村有几十户人家。九个大队中,与我家关联最密切的是一队和四队。 我爷爷和奶奶结婚后,原本在银川,三年困难时期搬回经济桥一队生活了一段时期,1962年,又搬到了四队,四队的房子位于一队的西南两公里处,我父亲、叔叔、姑姑们小时候都在那居住。父亲在家中排行老大,有四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一大家人在四队生活了二十多年,奶奶1973年就去世了,父亲就担负起了照顾弟弟妹妹们的职责。后来父亲结婚和参加工作,我家搬到了贺兰县城,90年代末又搬到了银川;而几个叔叔和姑姑出去上大学毕业后都留到了银川市,最后住在四队老房子的是三叔一家,90年代初,三叔一家因工作原因搬到了宁夏青铜峡,老房子留给了一个亲戚居住,现在四队的房子随着村改和高速公路征地都悉数拆除了。四队对于父亲和他的兄弟妹妹们有很深的感情,而于我记忆印象并不是很深,大都残存在父亲拍摄的黑白照片里。 1979年,经济桥四队爷爷奶奶的老房子门前,姥爷抱着刚1岁的哥哥,右边站着的是姑姑,姑姑在1986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同济大学,成为我们弟兄们的榜样。 1984年,爷爷和五个孙子在经济桥四队老房子门前的合影 1987年,在经济桥一队,小舅爷爷家老房子前的院子里,照片中有小舅爷爷的两个女儿和一个小儿子,还有我哥和堂弟。 大舅爷爷家老房子土墙上的老照片,有老有少,四世同堂。 教堂 1980年代父亲拍摄的太姥爷 “ 1930年,天主教徒在贺兰县徐合庄建造天主堂一座,占地30亩,神父是比利时籍雷恩明,有修女2人,受银川市天主堂管辖,教徒有200多人,置有田地,果园,内设西医诊疗室,修女任大夫,办育英小学一所,教育附近信徒子弟。1950年,中国天主教徒发起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爱国运动,徐合庄天主堂由教徒韩玺主持教务。神父刘治国,修女郭静卿,本着三自精神进行教事活动。十年动乱中,徐合天主堂被毁为平地。近年,又在原地址兴建“经济桥天主堂”,有教徒84户,446人。 这两段文字摘自《贺兰县志》中宗教部分有关天主教的记载,文中提到的徐合庄就是经济桥村,徐合庄是解放前的叫法,因所辖的几个队徐姓较多得名。文中提到的韩玺正是我的太姥爷,是我奶奶的父亲。1930年建起的徐合庄天主堂是贺兰县的第一个天主堂,现在叫经济桥天主堂,位于经济桥一队村北角。比利时籍雷恩明在修建最早的徐合庄天主堂时,太姥爷捐地、捐资给予了很多帮助,同时还在教堂旁资助兴建了一所育英小学(父亲就在该小学就读),也就是现在的经济桥小学前身。 文革中被夷为平地的徐合庄天主堂,后又在原址兴建了“经济桥天主堂”,该重建的天主堂是我父亲所设计,建于1983年。2006年4月,天主堂由堂区神父筹款,再度进行拆除重建,新堂于当年10月份在原址建成。 1987,在经济桥天主堂院子前一间屋子里的合影,里面有姥爷,姥姥,母亲,二姨,三姨,小姨,舅舅,我,表妹和表弟。1987年,经济桥天主堂门前,左起:表妹,我,表弟1987年,经济桥天主堂门前,前排我和表妹,后排依次是舅舅,母亲,二姨,三姨,小姨 2006年重建后的经济桥村天主堂 2006年重建后的经济桥村天主堂 经济桥天主堂旁有一大片墓地,北侧的墓地旁边有一个用土墙围起来的小墓地,里面安息着经济桥天主堂历史上最重要的几位神父和修女,包括神父刘治国,修女郭静卿。 太姥爷和他的子孙们 1980年代父亲拍摄的太姥爷 太姥爷出生于1898年,甘肃古浪人,1925年古浪大地震,大量房屋倒塌,人畜伤亡惨重,许多人从古浪逃难至宁夏,其中一部分人信仰天主教,太姥爷就是其中之一。由于太姥爷家的人丁兴旺,所以到了后来,整个经济桥一队其实大部分是韩姓,并且90%信仰天主教。晚年太姥爷住在小舅爷爷家,太姥爷去世后许多旧物都在那里,而那也成了外地生活的亲戚们每年春节回去的“老家”。 太姥爷共养育了九个儿女(其中一个女儿是领养),四男五女,奶奶排行第四。那个年代在农村都流行多生,太姥爷的这些儿女们每人平均又生育了4至5个儿女,繁衍到我这代,便形成了一个近百人的庞大家族。上世纪50年代,太姥爷的儿女们纷纷成家立业,各自有了家庭,住在不同的地方,有的在银川,有的在贺兰县城,少数留在了农村。 文革前期四清运动时,为了不让一个村子有太多高成份的人,先是爷爷和奶奶带着我爸爸和叔叔们搬到了四队,1964年太姥爷和小舅爷爷搬到了三队,1981年他们又搬回了一队,在那一年盖了小舅爷家的老房子。二舅爷爷后来回到甘肃武威电厂工作;之后仍然在经济桥村有房有地的就只剩大舅爷爷,三舅爷爷和小舅爷爷这三家人。三舅爷爷同时在贺兰县城开了裁缝店,儿女们都在县城,也不经常在经济桥。 蓝色字表示在经济桥村曾有房子的家人,以及房子的现状 太姥爷年轻时很能干,即是铁匠又是木匠,绳匠,毡匠,还赶胶车(四套马车),他辛勤到老,在徐合庄置下了几十亩地还有果园。他把大部分耕地和果园都留给了最小的一个儿子,也就是小舅爷爷一家管理,耕种。太姥爷晚年一直住在小舅爷爷家,留着一把花白长胡子,喜欢叼着烟斗,90多岁了也依然喜欢下地干活,每天提着小板凳到小舅爷爷家院子前面的葡萄园里修剪葡萄枝叶,多年的精心耕种造就了全村品质最好的葡萄。 太姥爷手劲极大,非常了解人体骨骼构造,还是手法复位的高手,村里有谁家大人、小孩脱臼骨折错位都找老太爷爷医治,在村里可以说是德高望重。也许正是因为热爱劳动,太姥爷才能保持很好的身体,一直活到97岁。 1995年太姥爷去世,全村人以及远近各村的天主教徒前来送葬入殓,是那一年村里乃至天主教会的一件大事。 太姥爷和太姥姥的遗像。 春节大家齐聚小舅爷爷的老家。图中左起:姑姑,哥哥,小舅爷爷,父亲。2006年摄 母亲,三婶和小舅奶奶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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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故乡|五原,一座普通西北小城

内蒙古五原县是一个极普通的西北小城,干燥,空旷,单调,冷漠,除了夏天其他时候都形容枯槁。我像一枚蒲公英种子飘到这里,一不小心待了三年,了无生趣的生活之余,习惯性的用相机偷窥小城面目,并无他意。直到今年我居住的老巷子要拆迁了,开始细翻从前拍摄的那些照片,小城在我的电脑里逐渐有了一个自己的影儿。我想以一个客人,一个外乡媳妇儿的身份描述一下我夫家的所在地。 “黄河百害,唯富一套”,五原县城就坐落在黄河唯一偏爱的河套平原,东距包头160公里,南距京藏线10公里,北依阴山,再往西八百公里是闻名摄影圈的额济纳胡杨林以及产宝石和骆驼的阿拉善黑戈壁,也就是黄河巨大“几”字的左上角,稳稳地嵌着五原这粒小贝壳。清末,这里还只是一个叫隆兴长的小镇,几家铺子两片客栈逍遥法外,民国元年改为县城所在地,即今天的五原县。 五原气候干旱,冬季寒冷漫长阳光铺天盖地,头两次去过春节,晚睡前在地上撒一盆水早晨地干,鼻涕中的血丝天天不减。小城本地并没有丰富的果蔬,现在有了大棚还好,更多是山东北京运去的,折腾这么几千里,果蔬们早就蔫头搭脑,瞧着都不忍心再让它们下油锅。本地土著多喜肉食,羊肉炖猪肉,鱼肉炖猪肉,猪肉勾鸡肉,牛大骨以及其他我叫不出名的部位是餐桌的主角,米面土豆大白菜和滑溜溜的土豆粉条是家常搭配。 一入腊月,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都要杀猪,亲戚朋友之间互相请客,来回都是猪肉烩酸菜,又叫“杀猪菜”,香而不腻,现在杀猪菜已经变得很丰盛,号称“猪事晏”,虽然是在村里办,凉菜多也是从街上买回,荤素都有,花生米,拌黄瓜,腌酸菜,火腿肠……一碟碟摆开,人们在对着大火炕的四方桌前坐定,河套王一杯杯下肚,冬闲就正式开始了。 这里原本是牧区,近代流民迁徙,到哪里都喜欢刨片儿地的农民们来了之后才开始渐渐变成农业小县,所以五原人的生活习惯有一部分沿袭了草原民族。比如说,除夕夜的十二点到一点,在院子里架火堆“接神”,应是受蒙古族的拜火习俗的影响。 五原是一个移民小城,地方方言是“晋语”。现在小城的居住人口来自各地,有浙江人八十年代到这里经商留下的,有河南人来这在工地上打工留下,也有六十年代粮食饥荒从宁夏银川附近的宝丰县等地来的穆斯林。再上溯两三代,几乎都是清末到民国年间因为战乱饥荒从山西,陕西,河北等地走西口的流民在此定居下来的。 这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被河套人奉为“河神”的王同春。王同春河北邢台人,随父谋生塞外。光绪年间,王同春在后套地区借银两租得蒙古某喇嘛地若干顷,自凿渠引黄河水浇灌。渠成,初名王同春渠,后改名义和渠。之后,该渠继续北凿,越开越长,为便于经营,他就在名叫隆兴长的地方,起筑房屋,后发展成为后套地区的五原县县城。早年间县城某处还有王同春的雕塑,农人时常前去祭拜,后来遇某革命雕像被砸,寺庙被毁,年轻人早不知道他,而义和渠依然波澜不惊的在河套平原蜿蜒流淌,灌溉千倾良田,仿佛古已有之。 五原是个适合过小日子的地方。塞外的风沙在这里少了一些,人与人之间空间大了些,仅有的几趟公交车里永远是空荡荡的,出租车总是开不出起步价,步行买菜购物,骑车上班接孩子。周末街上的人比平日里还少,大家上班的时候把该逛的街都逛了,该会的朋友都会了。 全年最热闹的就是元宵节这天,上午各乡镇派出的社火秧歌队,敲锣打鼓浩浩荡荡穿过县城的主干道,绵延两公里,基本就把主干道铺满了。下午五点灯会就亮了,晚上才艺演出,盛大的烟火,有不少人是从村里赶来看热闹,广场把全县的热闹都集中点燃。烟火燃放完毕,小县城也就霾了。 也许因为平时的生活太单调了,大家的日子也好过了,人们总想找机会聚一聚。近些年人们还兴起了给孩子过十二岁生日,称“圆生”,挑好日子在大饭店里宴请,聚齐了亲朋好友,有的还安排表演,其隆重的程度不亚于婚礼,当然随礼的数额也堪比婚嫁。 人们按惯常的方式上班下班,喝酒打牌,参加并不多的娱乐活动,偶尔流浪回来的游子带着远方的气息,也挤进这根老链条,慢慢也就磨合得很融洽了。小城依然在自己的节奏中按部就班的迎接日出送走日落。 我个人也如同这个小城,身处时代漩涡的边缘,半推半就跟这个时代跳着贴面舞,然而未来何去何从,没有答案。 我能做的只有记录,不间断的记录,也许可以为小城做一个盲人摸象版的时代切片。 为故乡留一份档案本文为OFPiX景观故乡工作坊作品故事还有在山西,姥姥,妈妈和我离开围龙屋峪道河 一份来自404城的影像档案谢家湾,我曾居住过的小村重庆626路公交 | 从城内到城外,从这头到那头春光照相馆 | 照相、照片、家与村一些绥宁的纪录照片 焦冬子,1979年生于河南,现居内蒙古五原。 一个喜欢听、讲小人物故事的照相的。“我们在一起”公益影像发起人。还有一篇她(照片)和她丈夫(文字)一起讲述的五原故事:五原往事散记 回复关键词“还乡”,或点击下方蓝色文字,可查看往期更多有关故乡的影像文本 {还乡}栏目>> 浙江瑞安 | 山西长治 | 湖南溆浦 | 广东晋宁 | 广东阳江 | 江苏东海 | 陕西眉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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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光照相馆简史——来自儿子与摄影师老爸的对话

上个月,我们推送了一篇春光照相馆的故事,来自甘肃定西的张亮,他和父亲——业余摄影师&老练照相馆师傅,持续拍摄记录将台河社的变迁。张亮父亲的照相经历,拍摄的老照片,让不少朋友羡慕他家有个不断深挖的宝藏!而这个宝藏也确实在持续挖掘中……今天这篇文章,来自张亮和他父亲的对话,这样一问一答,不仅父子之间产生某种连接,也让一位上世纪80年代自学摄影、从下乡流动拍摄到自营照相馆的乡村摄影师的形象明晰起来。 名称:春光照相馆馆长&摄影师:张思旺时间:1980年开始是流动照相馆,下乡串村拍照;1991年在巉口镇上有了第一家实体店;2007年左右关闭。 第一个真正的照相馆是1991年5月18日在巉口镇上开的,名叫春光照相馆,不过“春光”这名字在流动照相馆时期就用上了,因为当时正值改革开放,春光寓意吉祥,自从有了春光照相馆,后来镇上的人还直呼我为张春光 您从什么时候对摄影感兴趣的? 上学时喜欢画画,那时我的老师是拍照的,没事就帮老师加印照片,学老师给照片上色,从而对摄影产生兴趣,再后来为了谋生就自己单干起来了。 在哪里学的摄影?跟谁学习? 主要是自学,1979年上高中有位叫苏俊的老师,课余时间叫我和班上的几位学生给老师帮忙加印照片,老师有时给照片上色,我就跟老师学着给照片上色,这样我就自学走上照相之路。 大概什么时间开始从事照相工作?干了多少年?拍了多少照片? 1980年,高中毕业后,四处参加甘肃省内的物资交流大会,慢慢就开始自己拍照赚钱。大概干了30年,拍了数不清的照片。 您是什么时候开照相馆?在什么地方开的? 开始拍照的那几年都属于流动照相馆,我经常骑着自行车,带着各种照相冲洗的设备,下乡串村拍全家福、老人肖像、登记照、毕业照等,走到哪都是租村民家房子,临时搭建影棚暗房。 结婚后,带着老婆去内官营镇的一村民家搭起几张布景,好多村里的人都排队来拍照,在内官营镇一呆就是7年,后来又去了会宁县的河畔乡,一年赚了1400元,用赚的钱给家里盖了一院新房子。那几年几乎跑遍了周边的市县区,收入非常不错,但也吃了不少苦,经常是白天忙着拍照片晚上就得加班冲洗照片。为了省钱买照相材料,我都是扒火车去兰州。 第一个真正的照相馆是1991年5月18日在巉口镇上开的,名叫春光照相馆,不过“春光”这名字在流动照相馆时期就用上了,因为正值改革开放,春光寓意吉祥,自从有了春光照相馆,后来镇上的人还直呼我为张春光。那时镇上已经有一家照相馆,我开的是第二家,另一家照相馆的老板还找上门来说我搅和他生意。当时是在镇上租房子开照相馆,后来到2000年自己花钱买了间二十几平米的房子,主要考虑到孩子在镇上上学,吃住方便。 父亲最喜欢的一张作品。1981年在定西临洮拍的一位临洮师范学生,所处的位置是洮河,当时觉得拍的好看,后来父亲就把底片留下给自己照相馆做宣传用。 刚开始照相收入多少? 一开始靠给照片上色赚钱,能收入100多元,那时教师工资只有42.5元,在当时来说照相师傅是非常受村民欢迎的。 大概什么时候开始拍彩色照片的? 1987年,我们当地开始拍彩色照,因为当时困难买不起135照相机,我从兰州买了一副135配件放在120相机上,这样就可以拍彩色照,而手工上色照片也就慢慢被淘汰了。 父亲的上色照片 通过暗房来完成一些后期处理,用笔修,在暗房完成双影重合、影像拼贴、虚光相、多头像等照片,这些我全部都能自己拿下来,技术在当时还是一流的 最早的时候用怎样的照相机?现在用什么相机? 1981年6月,我花了120元从定西一私人手里买了一台二手海鸥203照相机。现在用的是一款女儿送的尼康卡片机,感觉小巧方便,而且拍照很清楚,比以前胶片相机好用多了。 以前是怎么样洗照片的? 都是靠自己摸索,总结经验,甚至靠自己独创些土办法,当时我买的放大机是价格最低廉的,放大机镜头是48元的55mm球镜镜头,放大4、6、8、10寸还可以,10寸以上就没办法了。我就自己想了个办法,将放大机放在桌子上,然后把机头转过来,把尺盘放在地上,解决了放10寸以上照片的问题,但是效果不是太好,因为超出了小放大机的范围。印照片的反光箱也是自己手工做的,里面装有一个白纸灯泡,一个红灯、一个开关按钮。开关按钮设置成红灯常亮,白灯也没有装计时器,只有靠自己多年的经验,心中计时,薄底片时间少,厚底片时间多。底片薄厚不同是因为当时照相的时间从早到晚都有,曝光不是很均匀,并且冲洗胶卷没有温度计,冲洗出来的胶卷不是很均匀。这些问题接触多了也就自然而然想到解决的方法。 父亲的照相机和冲洗用的一些工具 以前没有电脑,后期怎么处理照片? 都是通过暗房来完成一些后期处理,用笔修,在暗房完成双影重合、影像拼贴、虚光相、多头像等照片,这些我全部都能自己拿下来,技术在当时还是一流的,现在家里还有好多运用这些技术完成的照片,为此我感到很自豪。 为什么你喜欢把自己和家人的照片通过暗房处理?为什么要给照片上写字? 看到县城的照相馆挂着好多很好看而且很特别的照片,我就请教别人这种片子怎么出来的,再自己去实践,慢慢的掌握了一些暗房的技术。那种照片在现在来说就是所谓的艺术照吧,当时我自己的照相馆也需要一些宣传照,所以就拿自己和家人的照片来尝试。 那个年代照相馆都比较流行在照片上印上各种字,如相馆的名字、时间地点等,看似简单的几个字,在暗房做比较复杂,首先要在印照片的黑卡纸框上刻上需要的字,然后贴上曝光的胶片,再通过暗房把字冲洗在相片上,看现在用电脑在照片上加个字太简单了。 我喜欢给家人的照片上写字,手写简单,主要还是为了留下一个时间记忆吧,但在客人的照片可不敢用笔随便写,他们要求让写字的都是通过暗房做上去。 父亲的“ps”照,他时常拿自己和他拍的母亲的照片做各种实验 父亲的“ps”照,他时常拿自己和他拍的母亲的照片做各种实验 家里镜框中父亲的照片 以前拍纪念照姿势大多都是丁字步,手的摆放都是有要求的,着装多是中山装配喇叭裤,到2000年左右,开始流行拍艺术照,这不光要服装道具,还要化妆,对影棚的灯光要求也很高,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喜欢拍什么样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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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故乡|在山西,姥姥,妈妈和我

第一个故事:关于西山 小时候我在姥姥家度过了几年有趣的日子,可以算是一段别样的童年。爬山、抓昆虫、偷毛豆、摘醋溜溜(沙棘),最有意思的还是在铁道旁看火车,从远远的黑点到巨大红色车轮伴随着白色蒸汽呼啸而过,正是那种喧吓叫嚣的蒸汽机车。 回忆当年的时光,总是些片段在闪回,当时的感受却无隐无踪,使劲想半天又有些乏味,还加之伤感。回忆如暗流,还是要真正去找,从蛛丝马迹里寻觅零星的感受,不仅仅是照片和故事,是一种只属于自己独有的情怀。 我出生时姥姥家已经从矿务局山上的平房搬到楼房里,那是一间有三室和一条走廊的房子,当年的老房子没有客厅这一说,所以每个家主要的家具都是床。那时候能分到有厨卫的房子不容易,因为是四层,腿脚不便的姥姥几乎很少下楼。 姥姥,我,表哥 我记得从阳面的阳台望出去,对面就是山,山上有个日本人的机枪碉堡,从上面小窗里望进去漆黑可怕。山西在二战期间一直是日军的驻扎地之一,西山矿厂的前身由日本人开发,机枪碉堡就是为了看管煤矿而建,包括山头的侧面还有两个小型碉堡。新中国成立后改为国有企业,矿区被分成白家庄矿、官地矿和杜儿坪矿,几十万人扎根在这一连好几代。现在白家庄矿已经挖空,面临解决就业、地表塌陷等一系列问题,前一段时间国家有关部门还视察过这里,推进企业转型升级,白家庄矿因此由一个煤矿变成一个火力发电厂,从我直观感受来看,就是矿山上插了一根高耸的烟筒,继续延续着它的煤矿宿命。 太原是个汾河冲击平原城市,东西两面全是山,也都有煤矿,所以矿务局的宿舍都是建在半山腰上的,这种“北方重庆”景观在北方其他平原城市都很少见,我妈和舅舅的童年就是在这半山腰的度过的,这次专门由他们领路,回到我都没见过的老房子看看。 当年的矿厂宿舍是从半山腰往山脚下逐步建造的,呈一个大坡。全矿人靠7路和17路两辆“大公共”和市里连接,我记得小时候坐“大公共”要龟速爬上一个半小时才能到站,而更早的时候车开到一半还要停下来,因为要等水温降下来。但很多年轻人都是骑着“大38”一路蹬回去,那时候有自行车比现在有汽车还珍贵,谁还在乎累?更不在乎会蹬成一双大粗腿。 早期矿厂宿舍都是连排平房,有十五六排,最高的几排在山顶,姥姥家住在第一排。因为是依山而建,建工队利用山体当墙体,用“挖渠”的方式建造房子,所以每家墙的厚度都有3米左右。从刚解放1950年到1984年搬到楼房期间,在这个两间10平米左右的房子住了5口人。建工队生活在山脚下一片区域,大家管那叫“三工区”,当年他们建造办公楼时,用马赛克瓷砖特意“画”了一只老虎,原由我无法考证,但我觉得有一个功能是起到镇宅辟邪的作用。 墙上的老虎在此保卫了半个多世纪,今天看上去仍然栩栩如生,很佩服那个时代工匠的技艺。现在这连排平房宿舍计划是全部拆除,也是因响应另一项转型政策,这里在未来5年内要变成一座生态公园。 分享一个有点搞笑的真实故事吧,是关于姥姥她大哥的。话说这位大哥是村里出了名的脾气大,在当年日军侵华下的山西也一如既往的“生龙活虎”。日军当时驻扎在山上,但时不时会下山到村里排查,一是看有没有“八路”,二是搜刮百姓,所以村口放哨的一看到有日军下山,就会马上敲钟警示,全村人开始跑到另一座山上的山洞里避难。其实这种猫捉老鼠的游戏双方也都心知肚明,据说有一次日本士兵拿着刺刀在洞口恐吓,把我姥姥的棉袄挑破,但因为山洞太黑,可能他也挺害怕,摆弄了一会撤了。这其中有一次,这位大哥没来得及携家眷跑成,就掩藏在家里,想着日军也并不是挨家挨户搜查,便期待能躲过去。但日军进村的齐步靴响作震天,结果人没出声狗出声了,马上几个士兵蹿进院子来搜查。她大哥本来一心想当然的计划被自家狗全盘打乱,顿时恼羞成怒,怒气冲天的抄起门后的搞头朝着狗头就是一棒,与此同时日本兵破门而入,顿时家犬的脑浆贱了这几个士兵一脸,寂静了几秒钟后,缓过神的日军吓的“哇啦哇啦”一通便撒腿跑了,就这样一条狗换来了一家人的平安。 类似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一个人的一生也总有讲不完的故事。可是人终究还是洪流中的一粒沙,抵不过时间。这些故事我还会讲给下一代,但我知道最终会永久封存起来。过去的会过去,未来的还未来,迫使我拍下这些照片,一方面是保存仅有的“家族史料”,一方面是探寻“我”是谁,但更多的是对人生的无奈罢了。 第二个故事:关于太重 1950年建立的太原重型机械厂,是新中国建造的第一个重型机械厂。这个国有企业曾养活着10万人,分成南区和北区,有自己的住房、商店、食堂、澡堂、体育场、医院、幼儿园小学中学各两所,所有住户的暖气也都是厂里烧的,下 班会有用厂里蒸汽蒸好的馒头卖,人多馒头少,每天总有因买不上馒头的要扯着嗓门埋怨几句。一个厂矿就是一个社会,足不出厂,应有竟有。 当时刚建的工厂广招各路人才,1952年我姥爷和他叔伯兄弟从山西盂县来到这片新大陆,奉献了他们的余生。到我出生时,姥爷已经退休,我妈也早已是这个厂的职工,自然我也从小在厂矿长大,在厂矿上学,自豪的当一名“重机子弟”。 1994年与2016年的太重厂大门(上图左2是我母亲) 我妈当年是轧段分厂的工程师,轧段分厂全称轧钢锻压设备厂,简称“一金工”,到现在重机厂还是由 “一金工”到“四金工”这四个主要分厂和其他分厂组成。我当然喜欢进厂,到处都是新鲜玩意,比如满满一抽屉齿轮,一墙的图纸,各种奇怪的零件,还有厂区的各种机床,以及都来捏我一把的叔叔阿姨。这里面我最着迷的是航车,羡慕坐在高高的地方把下面的铁块吊来吊去,曾经在我妈陪同下蹬过一次,竟然有四个方向盘,那应该是我当年见到最酷的“车”。 这种环境对一个小孩当然是危险的,我妈也给我讲了很多她见到和听到的事故。被钢水瞬间气化,从航车上摔下来,手被机床绞断,上厕所抽烟被沼气炸死,走路被铁屑划断脚筋等等,在那个年代似乎发生了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我也只能安分守己的呆在大人们的视线里。 时隔20年,我又一次进厂,当年的“黑色工业”景观已不复存在。除了厂房的框架,其他都焕然一新,连深蓝色的厂服也变成象牙白色,一切都“干净”了。但熟悉的机油味却唤起我的记忆,嗯!就是这个味!那几秒仿佛时空倒流,记忆中模糊的老厂片段清晰起来,不由得感慨时光荏苒。一切都变得规整,却少了当年办公室的喧嚣热闹,也再找不到那个满满惊喜的抽屉。 写到这里我突然被当年的一段记忆逗乐了,一位叔叔买了把当时世面上少见的自动雨伞来炫耀,叫齐一帮人演示自动雨伞的“高科技”,结果一按按钮,整个伞面飞出窗外,留下举着伞骨傻眼的那位叔叔和一帮笑的差点背过气去的同事。这是属于那个工业时代的乐趣。 现在已是国内火车轮毂主要制造企业的重机厂当年就很有远见,早在90年代初就看到中国铁路发展的未来,2个亿从加拿大进口了一台火车轮毂机床。但往往时代的方向不是我们能左右的,先是机床从买来就一直处于修理状态,紧接着国有企业的寒冬期来了。厂矿的学校和企业经济效益之间有必然联系,等我升入重机一中初中部那年,重机的“下坡路”走到低谷,不发工资,一些人开始内退或买断工龄,学校升学率大幅下滑,这期间我跟着我妈的工作调动转学了,后来听说学校连续几年高考都“推了光头”。也就是从我那次转学起,我就逐渐离开了重机,住的一远再远远,小学的伙伴再无一联系,最后彻底和这片土地成为熟悉的陌生人。 今年我专门回到母校寻找印记,可惜面目全非。当年标志性三米大窗户的“苏式”主楼早已拆除,校园重新规划,我找了一圈,仅仅找到一个当年的双杠和一排围墙边的老树算是唯一能认出的“亲人”。 说到“苏式”楼,校门口还专门保存了一片这样的建筑,据说还是太原“耿拆拆”市长把它算作太原市历史建筑。我叔姥爷就在校门口的“苏式”楼里开了个小卖部, 卖的最火的是一种叫“聪明泉”的糖水冰块。当年他们二人还都有个外号,我姥爷外号“地头蛇”,他后来当了重机煤气站站长,算企业中层干部,以火气大闻名而 “获此殊荣”。我叔姥爷外号“土皇帝”,但不是因为他脾气霸道,而是技术霸道。能不用计算器手开平方,甚至偶尔测算的结果也比不过他的经验准,在专业技术上是个“大拿”。那一代人虽然没有学历,但每个人都凭借着自己的聪明好学,拥有一身不同于他人的本事,在摸爬滚打中站稳脚跟,生根发芽,每个人身上都散发 的独特的光芒。 重机人总说企业效益就是一个正弦波,有起有落。前几年效益好的时候,老旧的宿舍区也纷纷推到“高层化”,今年我也搬回老房拆迁后的新房过年,有种旧燕归巢的感觉。但那个老工业时代一去不复返,人的年龄一去一去不复返,自动雨伞的欢乐也一去不复返。我就像那块飞出去的伞面,重新走在少年时代的街头,除了缅怀流逝的时光还能有什么呢? 或许这种身体与思想的时空分裂般的痛苦就是人生吧,人生即痛苦的积累。 因此,出于对时间这把刻刀的恐惧,我紧握相机,残喘地按下快门。 为故乡留一份档案本文为OFPiX景观故乡工作坊作品故事还有离开围龙屋峪道河 一份来自404城的影像档案谢家湾,我曾居住过的小村重庆626路公交 | 从城内到城外,从这头到那头春光照相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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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故乡|离开围龙屋

傻子在池塘对岸看着我。小时候,我们特别怕他,却也不知道为什么怕他,他没打过人,也没骂过人,只是他喜欢站在路口看着我们上学,我们从来不敢接近他,一看见他就跑。但现在看他,其实也没那么怕,回老屋反而有点恐惧,我也不知道怕什么。可能是没有人吧。 按我爸的观点来说,“在外面买再多的房子,都不如回家盖一栋房子。”我们这里很多打工回来的人都会选一块好地盖新房。 老屋也就荒废在那儿了。仍住在老屋的人常感慨:“没有能力的人,才住老屋。” 最近这些年,由于新陂高速路的建设,横穿农田,不少村民傍着路建起自家的房子。这些楼房,有不经雕饰的砖房,有普通的瓷砖房,还有顶着罗马柱的别墅。不过,无论是老屋,还是后来盖的新屋,很大部分是老人和小孩居住,青壮年都出门打工去了。 早期搬出围屋后建的两层楼房,建筑材料有点类似围屋,泥房灰瓦。 越发豪气的别墅楼房 在公路边新建的瓷砖房 新屋建在老屋隔壁的一户人家,是我大伯大伯母的家,平时就他俩住在这里,自己种菜种地,自给自足。 已快建好的带院子瓷砖房 在路边农田上建起的楼房 陈媚姐大叫,一条蛇跑进屋里来了。在家乡,有一个迷信的看法,来家里的动物,有可能是先人变的,不能杀,只能放生。恭迎它出去。姐婆淡定地把蛇挑住,然后放进网里,将其放生到田里。住老屋的时候,时常有小动物进来玩:壁虎、蝙蝠、燕子、喜鹊……它们一进我们的领域,就像迷路的孩子,我们一般不会把它抓住,恭迎它们出去。” 我的故乡在广东兴宁,上面说的老屋就是围龙屋,是客家人的民居建筑样式。围龙屋让人团聚生活在一起,前面还有一个半圆的水塘。 但传统的生活已经发生了变迁,以前的人将水当作“财”,围龙屋旁必有口塘,而如今路边建房子多了便利,也有了对“财”的新理解——所谓路通财通,于是,对于村里的道路建设,村里人都很团结捐款,村口有功德碑,上写着热心人士姓名和捐款数额。 馨梓围 家庄谢新屋 馨梓围其中一家住户,老夫妇住在这里,在江西生活的女儿常在过年时才回来。老屋就在那里,有的人来了看一眼,有的人来了坐一下,有的人来了拿着香拜三拜祈求一年到头,阖家安康。有的人一直守着这个老屋。更多的人像我这里长大,长大后离开。”过年前,叔公(爷爷的弟弟)去世,爸爸很早就回到老家,帮着兄弟们料理后事。一闲下来,就找人将很久未住的房子整理修缮。爷爷奶奶陆续离开人世,已经无人住在老屋,对我们来说,现在的老屋更多是承担着祭祀的功能。春节全家族的人回来,都会准备鸡和鱼,鞭炮,酒,冥钱,一起在老屋祭拜祖公祖婆,求平安,求保佑。听大伯母说,祖公以前在京城做膳食官。 春节祭祀祠堂里的祖公祖婆 春节祭祀祠堂里的祖公祖婆 在老屋的侧厅,有个观音堂,拜完祖公和祖婆后,也会在侧厅拜观音,在一些地方,还拜水母娘娘,水母娘娘的石碑在老屋祠堂前的水塘边,水母娘娘保佑村里的小孩不会溺水。 我一个人拿着相机拍这拍那,迎面走来一位大妈,我看不清是谁,她说:“你是良古(我爸的小名)的女儿。”我说:“是啊。”她很吃惊,“你不认得我啦?”我们应该好几年没见过了。” 从围龙屋搬出来,我家在附近的自家田里建了三层高的砖房。这个房子在95年时开始慢慢建起。听我爸说,因为第一次在田里建房子,还没有路,一砖一瓦都是背过来。不过,建起来后,就是我和爷爷还有姐姐住在这里,爸妈逢年过节才回来。 爷爷奶奶陆续离开人世后,这楼房平时都空着,我也一直在外地工作,鲜少回来,就这样,新屋也变成了“老屋”。 从上二年级开始,一直就住这里,这里是我的菜园和乐园。院子里有各种树:杨桃树,桂花树,南华杉,柚子树,桃树,龙眼。我和它们一起长大。 新屋里还留有老屋的痕迹,钟,还有我房间里的床和柜子都是从老屋而来。 春联右边那家就是我家老屋。 一到过年,镇上都很热闹,人来人往,有时还堵车。但是一来到老屋,特别安静,安静得能听到鸟叫声,虫子的叫声,还有踏实踩在砂石上的声音。就是很少人,若看见人,我也会很尴尬,我怕打扰人家宁静的生活,生怕自己无意的发问让人家陷入尴尬。 不过我家的老屋已经太过陈旧,窗户被关得死死的,密不透风,我站在外面怎么也望不到里面。 为故乡留一份档案本文为OFPiX景观故乡工作坊作品故事还有峪道河 一份来自404城的影像档案谢家湾,我曾居住过的小村重庆626路公交 | 从城内到城外,从这头到那头春光照相馆 | 照相、照片、家与村一些绥宁的纪录照片 罗莉,故乡在广东兴宁,在财新周刊做图片编辑,喜欢诗意的文字和图片。 回复关键词”还乡”,可查看往期更多有关故乡的影像文本 {还乡}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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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故乡|峪道河

“去夏乘暑假之便,作晋汾之游。汾阳城外峪道河,为山右绝好消夏的去处;地据白彪山麓,因神头有“马跑神泉”,自从宋太宗的骏骑蹄下踢出甘泉,救了干渴的三军,这泉水便没有停流过,千年来为沿溪数十家磨坊供给原动力,直至电气磨机在平遥创立了山西面粉业的中心,这源源清流始闲散的单剩曲折的画意。” 林徽因 梁思成《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 马刨神泉 峪道河位于汾阳城外西北方向,自白彪岭山脚下起,以西南走势疾走四十余里,汇入禹门河 ,河流两边的河谷有大大小小十多个村落。 2015年春,我从峪道河源头马刨神泉出发,沿着河岸,走过金庄、桑沟、赵庄、王盛庄(王塔)、柏草坡、谭家寨、水泉、田褚和崖头等村落,最终到达终点—峪口。 与我手头这份1922年的汾阳全境地图相比(图中的蓝点是我这次沿河探访的村庄),此一地域的格局没有太大变化,除了上金庄改为金庄村,田家沟、褚家院、王圪瘩三个村落合并为田褚村外,其他村名基本和原先保持一致。 经过这次探访,以及对有关峪道河资料的搜寻,我才发现这是个如此有趣的地方,这个现在看来平平常常的村落,以前曾有那般让人陶醉的流水景致和让人称奇的文化交汇。只遗憾,文献中描述的各个古迹如今已所剩无几,早先那些依着河流而建的“水磨坊”稀疏可见,“甘泉”旁的风景变得越发乏味。 神头 | 水母娘娘 1934年,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应费正清、费慰梅夫妇的邀请来到峪道河考察,在他们所著的《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中曾有相关的记载。 自民国时期开始,背着小麦往磨坊晃悠的骆驼已渐少,磨坊也慢慢被闲置,一些外人看中了它们的洁净和凉爽,买下当做消夏别墅。日后,水磨坊或被人为拆毁、或自然损毁,当初的“九十九座水打磨”只剩下两座,一座在赵庄,砖瓦已是七零八落;一座在峪口,房主是一位没有什么戒备心的老妇,一边把锁打开,一边说着这磨坊曾被当成鸡舍用,现在只是闲置,没有什么可看。 七十年代,金庄造起了水泥,崖头产出了化肥,在山西曾有一时的繁荣,如今,因为设备的落后和原料的日渐缺少,化肥厂已经倒闭,水泥厂被承包给私人,摇身一变成了包含酒店、滑雪场、cs真人对战基地的度假村。 从九十年代初开始,峪道河河水统一被排到地下的管道里,大部分水流从神头进入管道,直接从汾阳的人家和工厂的水龙头里流出。近十年来,河道又经过了防洪治理,河岸两旁的老树被砍掉,变得规整而安全。 金庄 | 旧水泥厂改造而成的真人CS对战基地 金庄 | 饭店 金庄 | 度假村在建的泳池 桑沟 桑沟 像葡萄树的分支一样,有众多小路把峪道河与山顶山下的村庄连接起来。首先你必须爬上险峻的山顶,这时峡谷消失在视线之外,出现在你眼前的是成峦叠嶂的山地,茂密的丛林生长在被土墙围着的村庄和寺庙里。……有时候,人们可以看到在河谷里缓慢前行的驼队,它们驮来沉重的皮货、羊毛和其它粗制品,或是驼走织成的布料和磨好的粮食。—— J. A. Curran,《汾州杂志》(Fenchow),1925年8月 赵庄 | 水磨坊遗址 王盛庄(王塔)| 汆子,烧水用的铁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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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故乡|一份来自404城的影像档案

它在中国地图上没有任何标记,也没有名字,只有一个代号叫做“404” 404始建于上世纪50年代,是我国最早、最大的核技术生产、科研基地。鼎盛时期大约有5万人在这个约2.4平方公里的地方工作生活。2006年,404生活区整体搬迁至另外一个城市,原城市功能基本停滞。 404与世隔绝,因戈壁风沙大,人们在城市的迎风面修建了长长的防风林带,并修建了灌溉这片防风林的取水工程。 城市主干道,这个城市里最大的一条道路,全长约一公里,未设一个红绿灯。空闲时人们三三两两在这条路上散步,来来回回会迎面碰到好几次,通常前两次相遇还互相打打招呼,后面就尴尬地冲彼此笑一笑。 市中心的毛主席像,是这个城市的地标,以前通讯不发达,这个塑像下面就是人们默认的集合地点。反正吃完晚饭来这里就对了,总能找到伙伴。 404是一座依行政命令快速建立起来的城市,而不是那种正常生长起来的城市。在日常生活中,大伙儿管这个微型城市叫“福利区”,也叫“核城”。上世纪50年代,第一批建设者们来到了这里,那是我爷爷奶奶辈,他们均来自大城市且受过良好教育。当时这里汇集了一大批全国各行各业的精英者,包括核专家、技工、厨师、教师、医生等。他们来到这里,亲手在荒漠上建起了这座城市,之后便再没有离开,在这里度过了半个世纪。 404城数字面积:约2.4平方公里人口:5万(鼎盛时期)主干道:1公里学校:2所幼儿园,2所小学、1所初中、1所高中、1所中专 我叫李扬,我出生在这里,直到18岁考上大学离开,是生活在这里的第三代人。404是我真正意义上的故乡。经过了半个世纪后,人们从这里迁离,留下了空空的场景,待我再次回来,站在镜头后面,看着它们,恍如隔世。 和很多人猎奇的目光不同,我拍摄404城,是因为照片里的照片里的每一个场景都与我以及我身边的人息息相关:有我上过的小学,我的父母也曾在这里就读;有我们每周都去的公共浴池,那里曾是一个重要社交场所,有我亲手种下的两棵白杨……这里是我们的家,童年发生的地方。我看着我拍摄的如今冷冷清清的破房子,脑子里浮现的却是它曾经热闹无比时的样子。 我的拍摄初衷很简单——这是我的出生地,我的故乡,我想为它制作一份档案,留存我和我的父辈们生活与工作的痕迹,而最终的结果也因此很简单:它就是一份404城的城市档案。2013-2016年间,我前后共回去了5次。每一次拍摄,我都会更了解它,也更了解我自己。 公共建筑 404虽小,行政级别却很高,公检法等行政机关一应俱全,小小的404拥有相当于地级行政区的管理权限。生活区内公共建筑除各单位办公楼外,还设有公安局、土地局、教育局、中级人民法院等行政职能机构。 办公楼 “职工之家”,即职工活动中心,里面设有棋牌室、阅览室,是职工们娱乐和培训的空间。 邮局,现仍在运行 城市交通 404全城没有一个红绿灯,城里也没有任何公共交通系统,没有公交车和出租车。只有一列人们上班时乘坐的火车。 火车站,职工每日从福利区去上班需搭乘火车,以前是蒸汽机车。 ‍居住建筑 第一批建设者的住宅遗址,建于上世纪50年代 早期住宅楼的单元入口,如今已被砖墙封住,楼体外墙上还留存有文革时喷绘的宣传图案。 早期的住宅楼 较新的住宅楼 较新的住宅楼 单身楼,每个单位都有自己的单身公寓,以解决那些尚未结婚或刚刚结婚尚未获得分房指标的青年员工的住宿问题。通常一人一间,每层设置公共洗漱间和卫生间。下班后大家都在阴暗的走廊内用煤油炉子做饭,味道呛人。 单身楼里的婚房 文化小区,搬离前最后修建的一批住宅楼,建于2000年左右。因临近初中、高中等学校,起名“文化小区”。 果园小区,跟文化小区一样,这也是搬离前最后修建的一批住宅楼,建于2000年左右。因临近一片果园,起名“果园小区”。 公共浴池 404的公共浴池,当地人称“碧潭浴池”,在这份档案里似乎很难划分类目。以前经济条件有限,404很少有人在自家安装淋浴装置,都是等到周末来到这个公共浴池。各单位也以福利性质发放洗澡票。周末小孩在浴池里嬉水打闹,大人互相搓背聊天,当年这里算是一个热闹的社交场所。 从更衣间通往男浴池的门 女洗澡堂 浴池内暖气被拆除后的墙 学校 404有两个幼儿园,分别是“一幼”和“二幼”,都由苏联人设计建造,建筑形式相同。404也有两个小学,分别是“一小”和“四小”,每一届两个班,一个班大概30人。从幼儿园到小学,再到初中和高中,和我同届的朋友一直都在一起。从爷爷辈开始,我们的长辈就互相认识。我们的父母就是在这里一起长大的发小,而我们这代孩子又是一起长大,所以我们关系特别好,就跟亲兄弟似的。 通往工业学校的路,父亲曾任职于这所学校,每天骑自行车往返于这条路,风雨无阻,连续2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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